犹太人问题与自由民主政体——基于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考察

犹太人问题由来已久,但第一次提出该问题的当属斯宾诺莎。在斯宾诺莎的时代,尼德兰沦为帝国主义势力的角逐场。结合这一时代问题与历史问题,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对于好的政体,即自由民主政体有着细致的描述与刻画。透过自由民主政体的表象深入斯宾诺莎建构理论的逻辑基地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运用历史主义和文献研读的方法,重构诸多概念,让神学与哲学、教法与世俗法分道扬镳,粉碎了犹太教固有的“永久选民”的优越感。其次,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从人性观与自由观两个角度对犹太民族的民族基础予以重击。最后,斯宾诺莎在重构神学、重解犹太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政体。打碎之后建立的自由民主政体,作为后事之师不难发现其解决问题效力匮乏。在巴以冲突的当下,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历史悠长的时代难题,也亟须学术界作出更多的研究与贡献。

城邦、政体、教育: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三一结构

如果不考虑原初样态等因素,仅从现存文本的分析出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分为三个论题单元:第Ⅰ~Ⅱ卷为第一单元,论题为城邦;第Ⅲ~Ⅵ卷为第二单元,论题为政体;第Ⅶ~Ⅷ卷为第三单元,论题为教育。这三个论题之间为互涵、互摄的关系,可称之为三一结构:在第一单元,城邦等于政体;在第二单元,政体决定城邦;在第三单元,教育实现最好城邦和最好政体。教育是《政治学》全书的顶点,是古希腊政治文明传统的核心,是耶格尔所谓的“古希腊文化的理想”。如是理解,可以解决学术史上的一些难题。

政体与法治——重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按照统治者人数多少、统治者为谁服务和阶级三个标准 ,把政体分成正宗政体和变态政 体等两大类六小类十八个品种 ,认为这十八个品种的政体中的十四种都实行或可以实行法治 ,说明法治是治者的选择 ,是否实行法治决定于治者的态度 ,与采用何种政体无关 ,而影响治者态度的因素主要是治者的品德和对权力的制约。

再论中国封建政体的历史特点

中国封建政体除众所周知的中央集权专制、官僚机构庞大、吏治腐败等负面特征外 ,其基本历史特点至少有四 :政体形态总体适应性与具体时代性统一、政体结构内在发展性与外部开放性共存、政体演变内涵传承性与主体创新性互动、政体理念一定理想性与浓厚致用性结合。

试析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论

波利比阿(约公元前200--117年)是希腊伯罗奔尼撤半岛麦加拉波里斯人。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蒙森称他是“罗马史领域中的太阳”。波利比阿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征服意大利后向地中海世界大征服的强盛时期。他身居罗马十余年,结识了像保路斯和小西比阿这样的上层人物。他遍访古迹,实地调查,并翻阅了国家档案库中的珍贵资料,尤其是,他亲临战场。

结构重塑、政策政体与跨域治理: 黄河国家战略推进中的协同提升策略

黄河流域既往的治理结构存在着功能单一、协同不足的问题。黄河国家战略出台后,原有的黄河流域治理结构发生转变,并促成了一系列跨域协同治理实践。为揭示治理结构重塑与跨域协同之间的作用机制,引入政策政体概念作为观察载体,并将政策政体视角与结构—过程范式相结合,构建跨域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分析黄河国家战略出台后行动主体提升协同治理水平的策略,研究发现:在中央高位推动与经济激励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战略规划,为实现组织功能增进主动谋求跨域协同治理。黄河治理政策政体由此被激发凝聚而生,通过改变注意力、工作思路、组织结构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合作联盟等协同实践,实现了组织关系和功能重构,形成了更为稳定、合理的治理结构,进而提升了跨域协同成效。

论政体的分类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形形色色的政体,如古代埃及的专制政体,雅典的民主政体,罗马早期的贵族共和政体,中国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政体,近代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在现代,政体的种类仍十分繁多,美国是总统制共和政体,意大利是议会制共和政体,瑞士是委员制共和政体,北欧的许多国家实行的是议会制君主政体,霍梅尼的伊朗实行的是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统治下的、在神权政治指导下的所谓“伊斯兰共和政体”。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实行共和政体。但是,共和政体在不同的国家里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政体种类的繁多使政体分类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政治思想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探讨过政体分类问题。由于政体分类标准上的差别,政体的名称和分类众说纷纭。

孟德斯鸠关于国家政体的思想述评

孟德斯鸠对国家政体作了划分 ,对各种不同政体的特点作了论述和比较 ,并探讨了它们形成的原因。其中既有正确而富有启发意义的地方 ,也有不甚正确或错讹之处 。

政体对国债危机的影响——希腊与美国对比分析

进入21世纪后,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很多通常被认为的民主国家接连发生了国债危机。针对这一现象,人们从经济角度作了不少分析。国债危机或政府债务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有其相应的经济机理,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其相应的政治机理。在政治制度上,希腊实行议会内阁制,美国实行总统制。这两种政治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因素对国债的影响是不同的。以总统制为框架的政体相对于以议会内阁制为框架的政体更有助于避免福利陷阱,更有助于防止国债危机。

试论美国政体的混合性

美国政体并不是纯粹的民主政体,而是一种典型的混合政体:行政权的运行方式带有浓郁的君主政体的特点;参议院、联邦最高法院的设立在美国政体中融入了贵族政体的因素;总统、议员的直选与议会的表决机制体现了民主政体的理念。

美国政体设计的“能力心理学”:《联邦党人文集》的“隐喻”观照

有关心灵能力和行为原则的能力心理学是苏格兰启蒙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托马斯·里德之手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美国独立建国时期,能力心理学在北美大陆广泛传播,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思想资源。美国制宪者借鉴采用能力心理学思想,凸显了理性原则在构建政府制度和决策机制中的重要性。作为美国建国立宪的经典文献和启蒙时代政治科学的代表作,《联邦党人文集》通篇包含了人类心灵能力与国家政府治理的关联类比。涉及能力分类与政府职能、能力原则与国家治理、能力分殊与精英政治等维度的考察分析清楚表明,能力心理学为美国政体设计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性认知理据,成为美国政体制度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流。

国家发生三种政体说

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军事民主制是它的必经阶段，由于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的差异，国家政体形式的产生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而各类型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形式。大体说来，像德意志的征战立国，多为君主政体类型；雅典、罗马的从氏族内部发生，多为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类型。国家产生伊始，其政体类型应以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居多，类似雅典那种民主政体。

法治——孟德斯鸠政体思想的基本精神

孟德期鸠的政体思想蕴含着深刻的法治精神。法治既是孟德斯鸠划分政体种类的基本标准 ,也是他评价政体优劣的标准 ,还是他的“政治宽和的政体”的本质要求。

保育式政体——试论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

帝制中国是封建社会与专制政体,似乎早已成为政治常识。然而,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常识难免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帝制中国的"专制政体说"产生于清末,源自外部对中国政体的观感与指认,进而被国人所广泛接受。"专制政体说"经由地方性知识到一般性知识的转换,使得帝制中国政体的独特性被忽略,且难以解释帝制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特殊性及接续性。从地方性知识出发,重新考察帝制中国的政体属性,"保育式政体说"也许更能反映帝制中国政体的特质,且有助于摆脱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削足适履"的思维习性。

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

"最佳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终极任务,但是亚里士多德并非在一个单一的意义上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将其区分为某个政体前提之下的最佳状态,适合某个人群的最佳政体,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佳政体,不管外在条件限制的"依靠祈祷"的最佳政体,以及依赖超凡德性的最佳政体。本文试图从这五个角度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学说,最终论证他在哲学家应该为王的意义上与柏拉图的亲缘性。

贵族、共和或君主?——《政治学》中的斯巴达政体

斯巴达政体类型在亚里士多德政体论中看似并不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无论是就亚里士多德试图与柏拉图方案对话也好,还是就他所关切的希腊现实世界也好,斯巴达的篇章在亚氏政体论著作《政治学》中的都是不容忽视的。本文通过考察《政治学》中对斯巴达政制的论述,认为无论从贵族、共和抑或君主政体去辨析斯巴达政体的类型,都不能将斯巴达政体归置于优良类型,而窥其中缘由,在于亚氏政体类型学意在为实践中的政体提供一般政体理论,而非单纯证成“最佳政体”,这也是亚氏对政治实践科学的目的的真正理解。

法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研判:萧公权的政体分类学

萧公权的政治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治政体问题。对这一问题,他主要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讨论:根据法治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归纳出法治与专制两种不同且对立的政体类型;认为法治政体包含贵族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重点从历史与理论两个方面论证民主立宪政体所具有的法治政体的性质;专制政体则以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政体为标本。以这些讨论为基础,肃公权思考了中国的政治病及其救治的方法。

政体科学与当代中国政体分析

从内在视角出发、重视对制度的选择、运用实践理性是政体科学的特征,当代中国需要发展政体科学。在政体科学视野下探讨当代中国的党政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体一个正式的组成部分,并讨论了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当代中国政体最严重的缺点是忽视制度作为发现的程序,因此需要引进联邦主义和普通法司法。

论中庸的“为政”思想与政体的演进——基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比较

中庸思想,既表现为一种至高的道德,也是一种强调“适度”“执中”“用中”的思维方式与处事原则,更在政治上彰显为一种混合政体的“共治”逻辑。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二者的“中庸观”在“中庸为至德”“辩证的中庸”与“为政取中庸”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在践行目的、实现的根本途径与实施“抓手”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庸思想对中西方政体演进都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出现过“王与马共天下”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治”局面;西方政治发展中也出现过“王在议会中”的君主立宪政体。作为一种妥协的政治艺术,中庸思想是现代治理思想尤其是现代社会合作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思想源泉。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主要包括政体分类论、优良政体论和政体变革论等。亚里士多德根据统治者的人数多寡及是否以谋取城邦公共利益为宗旨,把政体分为六种类型,并将中产阶级主导的具有混合色彩的共和政体视为优良政体。此外,他还提到每种政体的变革原因及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