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法治政体类型学的始创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提出并论证了"哲人政体",并在《政治家篇》里延续了对"真正的政制"的思考。但是,正是《政治家篇》将法治视为划分政体类型的一个基本标准,形成了关于法治政体的思想,从而开创了西方法政思想史上的法治政体类型学。而在《法篇》、《米诺斯》以及第七、八封书信中,柏拉图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法治的地位和意义,另一方面阐释了"混合政体"的主张与设想。柏拉图始创的法治政体类型学和"混合政体"思想,奠定了西方法治政体思想的基础。

解码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基于类型学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古典政体的类型思维是现代政体类型学的理论基础和构造源流。运用科学化、系统化的类型学工具来重新审视并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具有学理上和方法上的双重意义。本文以矩阵类型学、分类类型学、组态类型学和序列类型学作为适用性的分析框架,通过矩阵构造、属性分类、组态分析、序列比较等形式化更高的类型学方法来全面解析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试图把握古典政体分类的科学逻辑,实现古典政体类型学与现代政体类型学的直接对话。

贵族、共和或君主?——《政治学》中的斯巴达政体

斯巴达政体类型在亚里士多德政体论中看似并不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无论是就亚里士多德试图与柏拉图方案对话也好,还是就他所关切的希腊现实世界也好,斯巴达的篇章在亚氏政体论著作《政治学》中的都是不容忽视的。本文通过考察《政治学》中对斯巴达政制的论述,认为无论从贵族、共和抑或君主政体去辨析斯巴达政体的类型,都不能将斯巴达政体归置于优良类型,而窥其中缘由,在于亚氏政体类型学意在为实践中的政体提供一般政体理论,而非单纯证成“最佳政体”,这也是亚氏对政治实践科学的目的的真正理解。

当代中国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与过程机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内核,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奇迹”的成功奥秘。透视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和过程机制,以呈现党是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这一经验事实,有助于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从内向视角来看,党在纵向上通过“七大制度柱石”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并在横向上将七大制度以“毛细血管作用”的方式嵌入六大政权机关日常运作中,以实现党对国家“六权”的统摄与领导。这种制度创举丰富了政体类型学的既有知识,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谱系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