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体转型与治理绩效(1974—2013)

第三波民主化自1974年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还是面临着严重挫败?这项研究试图对第三波民主化四十年间(1974—2013年)的进程进行评估。基于国际政体评级机构和世界银行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2013年在全球范围内已取得重大进展;本文选取的73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政体转型上呈现显著的分化,民主巩固国家、转型中国家和民主受挫国家分别占30.1%、38.4%和31.5%的比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2004年—2013年间的全球治理指数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民主巩固国家全球治理指数大大高于世界及其他对照国家组别的平均值;第三波民主化国家2004年—2013年间的经济增长率表现不俗,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略微逊色,与世界平均水平及其他对照国家组别相比各有千秋。总之,这项研究为评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体转型与治理绩效提供了更系统的经验证据。

先民主化,还是先自由化——达尔政体转型理论对后发国家的启示

达尔的政体转型理论为后发国家的政体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后发国家,民主化先于自由化是一条比较稳妥的渐进式民主转型的道路。自下而上的民主化,不是着眼于政权的交替,而是着眼于民主的制度建设,能够保障各方政治力量的安全,为实现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政体转型与冷战后日韩关系发展的困境

冷战结束前后,韩国和日本相继开启政体转型,韩国政坛逐步分化为进步阵营与保守阵营,日本政治则呈现出右倾化趋势,日韩关系受到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国内政治环境的塑造。韩国民主化进程带动公民社会在外交领域影响力上升,随着清算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诉求被纳入追求转型正义议题,民选政府在开展对日外交时不再能够垄断议程设定,并且时常受到显著的民意压力。日本在“55年体制”终结后,选举制度和行政体制改革引发了政党体系和政策过程的巨大变化,在选举中基于公共政策的政党竞争得到强化,摆脱在野党和党内派系有力制约的首相决策地位显著提升。因此,在选举政治和大众动员中,日韩两国政治家不惜以损害双边关系为代价、借助对外政策议题以获取民众支持。随着政体转型,两国对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等争议性问题的处理非但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冷战时期限制这些问题产生负面效应的机制也不复存在,日韩关系陷入了延续至今的困境。日韩尽管经贸关系不断密切、民间交流深入拓展,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延续更创造了广泛的共同利益,但两国的和解进程却趋于停滞,在双边和地区议题上也难以实现有效合作。

罗马尼亚转型后小族语言教育权利研究

罗马尼亚拥有复杂的民族历史及人数众多的小族群体。1989年国家政体转型后,小族语言教育权利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着眼于罗马尼亚转型后小族语言教育权利问题,通过阐述小族群体在语言教育权利上的诉求和目标及相关法律体系,重点分析保护小族语言教育权利所面临的障碍与挑战。研究发现,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环境与主体民族想象的威胁、小族群体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以及主体民族和小族群体对语言权利与平等的不同解读构成了保护小族语言教育权利的主要挑战。主体民族政治精英们对小族语言教育权利的调节空间有限,该权利的真正实现仍需各个族群的共同努力。

全球治理与权威重构——兼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问题

对权威的关注,乃立足于国内政治。从威权政体走向善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层面上,推进民主、法治、社会正义与公民参与,应当是中国政体转型的题中之义。因此,当代中国转型中的权威位置迁移与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威重塑是一对顺应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根本性冲突,全球治理很可能成为促进当代中国政体转型的外部动力。

从历史学视角透视俄罗斯的政权组合现象

无论是沙皇时期还是苏联时期,俄罗斯在国家管理体制方面都存在政权组合。大多数研究人员认同当代俄罗斯存在最高权力组合的事实,即两位最高国家领袖共同行使国家权力,这种现象是由俄罗斯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其目的是解决俄罗斯国家管理中产生的现实问题,以完善俄罗斯政治领导制度。

缅甸修宪或是大选前的“政治秀”

缅甸现行宪法全称为《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2008)》,在前军政府主导下,历经15年讨论,于2008年起草完成,并于同年5月经全民公决通过。根据新宪法,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大选,代表军方利益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巩发党)赢得选举。2011年,军政府正式向巩发党政府移交权力,缅甸完成政体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