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学不是政党社会学——论其作为政党治国研究的学科性质

自20世纪初俄国学者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出版有关政党的专著以来,学界一般认为政党政治学就此而正式产生。然而这门学问发展至今仍然是碎片化的,没有一个中心主题,学科性质和身份不明,其研究意义也让人十分困惑。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于,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把对政党的社会学研究(政党社会学)误认为是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政党政治学),而忘却了政治学这个本源。大多数政党研究都遵循社会学即社会科学的研究套路,以寻求所谓的社会规律为研究目的,而忘记了比社会学历史悠久得多的政治学,其根本目的在于找到使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都过上幸福生活或者说实现良治的途径。政党政治学本应是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所以应当回归政治学的本源以如何实现良治为研究目标。由于政党本来就是追求执政和治国的一种组织,在政党广为普及且普遍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应该是去搞清楚政党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什么变化,国家治理到底是如何进行的,结果如何,原因何在,由此才能找到在这个时代实现国家良治的出路。总之,政党政治学应该是政党治国研究。在明确了研究主题之后,政党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也应该重新设计,有必要从政党治国的体系、能力、成效和改进几个方面来开展研究。至此,政党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就首次具有了突出的中心主题、明确的学科身份和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提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势下,如此厘定政党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应当算是做出了一份实际的贡献。

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政治文明新形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党政治作为关键和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点更为凸显,政党品质和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变量。论述政治文明形态的“一般”与“新”的不同特征,阐明“既有”政党制度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时代条件、运行机制、标识性内涵,阐释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政治衰退,论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特征、实践优势与光明前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发展意义。

比较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主体性分析

政党主体性是指政党具有主导性地位、自主性特质和能动性作用。与工具型中介组织定位的西方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展现出鲜明的政党主体性。从政党地位来说,中国共产党既是缔造国家又是组织社会的主体力量,由此形成了一种以政党为中心的主导性结构。从政党组织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意志和行动上表现出了自觉主动性、独立自主性和自我革命性等政党自主性特质。从政党能动性来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以政党建设驱动国家建设、引领社会治理,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一种政党动力,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双重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超大规模政党,大党有大的优势,也有自身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其一百多年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自身治理的有效路径,形成了“人民监督、人人负责”的第一个答案和“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进入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监督的最新形态,党的自我革命进一步丰富完善,由此形成了“内外兼修”的双重路径,开创了超大型政党治理的新形态、新成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第一个答案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外部路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使命任务的行动自觉,是刀刃向内,是内部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目标指向的一致性,旨在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两个答案”内在统一,都源自党的初心使命,贯穿党的奋斗历史,统一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类型政党的本质区别,从政党发展、政党现代化的角度看,是一种与时代同向而行的政党治理创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其实践--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维度比较

政党及其构成的政党结构关系联结着国家与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而创造出的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通过对中西方政党制度中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权(国家)三重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深入挖掘两者的同质性构成和异质性基础,从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实践模式作出学理阐释,更好地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世界政党政治新模式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的产物,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形成了不同的政党制度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不同于专制性的一党制,也不同于竞争性的两党制、多党制,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具体体现为五个“新”:一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类型,即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三位一体;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执政方式,即执政党与参政党同心协力、治国理政;三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关系,即政党在合作与和谐中长期共存;四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即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五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治理方式,即形成力量凝聚、政策优化、政治参与、增进共识的制度机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

习近平对列宁政党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政党政治文化与思想文化视角

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灵魂,其演进发展事关政党的存续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重要的理论源头与早期建设者,列宁政党文化思想较为系统完整。作为当今时代潮头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峰,习近平关于政党文化方面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成员的理论宝典与根本依循。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习近平对列宁政党政治文化思想、政党思想文化理念都进行了因应时代要求的坚持开拓、总结提高。在立场、纲领章程、政治纪律规矩、指导思想、宗旨思想与阶段性目标思想等方面与列宁相比都取得了相应进展。

变乱交织促演进新陈代谢催变革——2023年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述评

2023年,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国际秩序新旧交替,量变到质变趋势日益凸显,催动世界政党政治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在部分国家,传统政党面临的挑战增多,持非传统立场的政党及新兴政党趁势崛起、影响力有所扩大。一些政党内部斗争加剧,政党之间持续较量,影响社会稳定和民众福祉。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正悄然改变政党政治的运行环境。整体来看,世界政党政治格局失序失稳、“变散乱”的一面愈发突出,同时在深度调整中面临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范式、秩序形态与功能强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诞生于中国本土的政党制度,其运行逻辑依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自适应地发生了从求用、求真再到求义的历时性转换,形成了共在性的民主集中制逻辑原则和同一性的“领导—合作—协商”逻辑构架。在逻辑范式递嬗中,新型政党制度建构出一元领导、双环民主、三式一体的党导民主秩序,既实现了对西方党争民主秩序的超越,也创造出现代政治文明的新模式。新时代,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需在逻辑与秩序耦合中加强党的领导,提升凝聚共识的政治势能;提高参政能力,增益决策输出的过程动能;完善政党协商,优化协调关系的制度机能;强化行权赋能,释放维护稳定的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责任——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视角

政党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为人民谋幸福、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责任。为人民谋幸福是政党责任的逻辑起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政党责任的集中体现,为民族谋复兴是政党责任的价值旨归,三者共同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夯实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依靠“国家—政党—人民”的政治结构、“领导—合作—民主”的政治过程以及“执政—参政—协商”的运行机制推进党际合作与治理。推动政党责任转化为实践效能,需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政党现代化的现代化逻辑,彰显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国家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党责任。

非洲国家的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

政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角色,政党通过开展政治行动以及对政府的控制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非洲国家大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各国政党制度、政党竞争格局以及政党发挥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因而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本文从经济治理角度考察非洲国家政党制度在非洲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试图寻找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对于迫切需要发展的非洲国家来说,政党可以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强有力的政党有助于实现和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培养和储备治国人才。同时,执政党如何加强党建是一个长期挑战。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价值内涵与政治优势

政党制度之间的分野源于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三对关系的不同构造。在比较视野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内涵与旧式政党制度存在明显不同:一是政党的人民性,实现了整体性和部分性的辩证统一;二是政党地位的稳定性,不同政党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并且受到法律制度的保护;三是政党之间的合作性,政党之间基于合作的目的进行互相监督和政治协商,达成高质量的政党合作。相比旧式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表现出独有的政治优势:一是能够避免民粹政治,实现民主政治;二是能够破除政治周期,践行政党使命;三是能够超越否决政治,形成共识政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的伟大政治创造,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本质特征和比较优势

现代政党制度旨在通过规范权力分配、整合社会利益、建构国家认同、输送人才和监督权力来服务国家治理。但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一些实践中发生了对治理本位的偏移,体现在政府权威性式微、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共同体意识淡化、民主赤字困境等方面。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彰显国家治理本质特征,以超大规模国家治理为目的、以现代化治理能力为核心、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基础、以凝聚共识为需要、以民主监督为重点,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新型政党制度视域下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突破路径

指出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契合性、协同性和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分析出当前国际国内局势对利用新型政党制度驱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提出了现实挑战,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新型政党制度提出新要求、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建设存在不足以及制度优势未转化为话语优势。最后提出应对的策略,即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提高治理主体能力建设及履职能力、巩固发展完善和谐党际关系,以及推进新型政党制度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的经济基础和逻辑理路

近代中国是被动进入现代化并逐步形成多元经济结构和多元阶级结构,多元经济结构和基础孕育了多党并存与合作的政党制度。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多党合作的主导力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多元化形态契合中国多元经济结构和多元阶级结构,孕育出“一体多元”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制度支撑。

乡村振兴中的政党:角色与过程——基于上海市J村“美好社区先锋行动”项目的观察

乡村振兴是一个兼顾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复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需要防范乡村发展中的科层依赖以及资源下沉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张力。消弭“国家-社会”的二元冲突,就需要重新认识和发挥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基于上海市J村的调查发现,上海市党建办通过“美好社区先锋行动”的积极倡导,吸纳了“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等基层治理的经验,主动“靠前一步”介入具体乡村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借助高位势能跨越制度边界,引入市场组织、高校以及政府的行政资源,盘活乡村资产,并通过持续的评估对乡村社会展开政治化运作。政党介入乡村振兴并不局限于把政治逻辑嵌入乡村社会,而是强调地方党组织对于高校、市场及社会资源的再整合。这一超越“国家-社会”的政党行动,既摆脱了国家单边治理对于乡村自主性的束缚,也防范了乡村无力整合资源而陷入持续性的衰落。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近年来,欧洲多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连实现历史性突破。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显示了这些政党本身的去极化调整及其进一步的主流化努力。与此同时,欧洲主流政党针对极右政党的“防疫线”出现松动,多国的中右翼政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合组成政府。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直接影响了欧洲脆弱的左右政治平衡关系,并助推政治保守倾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序、机制与路径——基于政治过程的分析视角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有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它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起中国政党政治的民主链条,将人民当家作主理念融入中国政党政治的运行过程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单一“选举民主”的政治逻辑。依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定位和运行程序,可以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机制,划分为党的领导机制、政治协商机制、议政建言机制、合作共事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基于政治过程的分析视角,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路径,有助于坚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确政治方向,不断提升民主协商的实效性、民主决策的科学性、民主管理的参与性和民主监督的柔韧性。

参政党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路径研究

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价值追求,是现代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人民始终坚持的重要理念。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参与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是我国人民民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参政党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参政党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也有着独特的规律和特点。

目标型政党:一种关于新型政党的理论分析与经验阐释

目标型政党是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提炼和发展出来的新型政党形态和理论话语。它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通过构建多层次目标体系,确立多维度使命契约,实施中长期发展计划,接续推动目标实现的政党类型。作为一种目标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目标引领国家发展与治理,其提出的奋斗目标具有人民性、系统性、渐进性、问题导向性和可实现性等内在特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不断推进政党领导体制和国家制度体系建设,持续构建和完善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互动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逐步实现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的目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