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对美政党交往的变迁及启示

中共建党90年来,在对美政党的交往上,先是与美共携手,后因中苏论战,弃美共连美革共、美共(马列)等极"左"派别,又在"文革"结束后终结与美国各个极"左"派别的关系再与美共复交,如今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建立高层对话机制。90多年来中共对美政党交往的变迁启示我们:中共要坚持不成为"国际共运中心"、不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中美党际交往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原则的铁律;中美党际交往要摒弃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交往对象,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共谋发展。

开创同东欧中亚地区政党交往的新局面

东欧中亚地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最为活跃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苏东剧变,使各国执政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政权,多党制风潮席卷整个地区,党派林立,分合频繁.1991年苏联和南联邦解体以及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使这一地区国家数量由剧变前的9个(包括东德)增加到27个,政党情况也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我党与该地区国家政党的交往,经历了一个重新开拓局面的过程.

新型政党关系下政党交往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作用

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政党交往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与“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相契合,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党互信和政治互信,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经贸合作,巩固“一带一路”建设巩固社会基础,为其发展注入新动力。世界各国政党也在新型政党关系理念的倡导下,积极参与探讨“一带一路”的共建之道,与中国共同把握新时代机遇,实现共同繁荣进步。

中国共产党同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国家政党交往是党对外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外交布局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中非政党交往大致经历了奠基、活跃、变动和蓬勃发展四个阶段。总体来看,中非政党交往呈现交往对象不断增加、高层往来更加频繁、交流内容愈加丰富、对话机制渐趋成熟的特征。中非政党交往未来需要进一步夯实政治基础,加强在政治层面的交往;拓宽外交渠道,重视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政党对外交往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与国家治理。参政党对外交往指的是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参与的外交外事活动,主要包括人大与政协外交、政党外交和公共外交三种形式。参政党对外交往具备稳固的政治基础、丰富的历史经验、独特的专业优势与灵活优势,但也存在若干不足。当前,国际话语权愈演愈烈,我国急需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破除国际上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各类偏见与污蔑,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其中责无旁贷、大有可为。各民主党派需要进一步发掘对外交往潜力,提高对外交往的政治意识,完善体制机制;明确对外交往的目标定位,发挥党派优势;丰富对外交往的平台形式,树立品牌典型,从而以参政党对外交往强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

对2005年海峡两岸政党交往的回顾与思考

中华民族的血缘历史脐带,两岸对和平的共同诉求,使得2005年两岸政党交往有了现实可能。从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三党角度而言,两岸政党交往具有缅怀先烈、寻根祭祖、政党之间的政治和解、推动两岸的经贸合作等诉求和特点。两岸政党交往影响深远: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理解,为发展两岸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建立了政党定期沟通平台,为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枢纽;促进了两岸的经贸合作,为发展两岸关系添加了润滑剂。

政党交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既是中日两国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也是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作出的一大贡献。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实现是众多力量作用的结果,其中,两国政党交往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政党交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铺垫了良好的基础;在邦交正常化进程中,两国政党交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独特的桥梁作用;在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政党交往又为中日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政党政治与中澳政党交往

澳大利亚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政党在澳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在移植英国政党制度的基础上,经过百年的发展完善,形成相对成熟的政党制度,政党政治的特点突出。工党和联盟党(自由党与国家党联盟)轮流执政,其他小党此消彼长,共同对澳大利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同澳大利亚多个政党长期以来保持良好交往。双方交往起步较早,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日臻成熟,为国家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首先对澳大利亚政党进行概述,介绍其主要情况和突出特点;其次,对澳大利亚政党政治的主要特点和动向进行分析;再次,将中国共产党同澳大利亚多个政党的交往划分为四个时期,对双方交往内容和特点分别进行归纳分析;最后,分析总结了中澳政党交往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空间广阔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着眼于中央总体外交部署,服务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以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为主渠道,积极搭建合作平台,深化战略沟通与理念交流,努力拓展"朋友圈",为推动国家关系向纵深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和新的推力。

第一国际与社会主义政党对外交往的历史起源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性国际联合,第一国际的实践活动昭示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历史性出场,赋予了无产阶级政党国际联合新的实践形态,开启了社会主义政党对外交往的历史序幕。它在支持和声援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和革命的斗争中,在争取工人阶级思想、组织和行动的独立自主权利中,在处理内部成员间以及宗派利益团体的关系中,在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所孕育和凝结的理论观点与历史遗产,在核心价值、根本保证、实践准则、理论自觉与价值引领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政党对外交往乃至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外交的创新发展都具有奠基意义。

论中国党际关系的发展及趋势

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在目的、准则、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特点。通过对这些特点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党际关系在指导思想、职能、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对中国政党外交走向国际化、服务意识增强、内容形式更加丰富和活跃的发展趋势也更加清晰、明朗。

近年来中共处理党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创新

自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方面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特点，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党际关系在理论、思想、内容、形式的方面的创新，从而能清楚的理清它的发展及趋势。

理解政党跨国交往:意愿、禀赋与形态选择

政党的主要活动和核心任务通常被认为属于国内政治范畴,跨国交往是消耗额外成本的“非必需”活动。但在实践中,可以看到不同政党以不同形式在从事这一“额外”活动,政党为何愿意付出相应成本、又如何承担该成本是需要厘清的问题。政党跨国交往可分为政党跨国联络、政党知识转移和政党间组织等基本形式,其制度化程度、开放性大小和不对称性高低各异,这些基本属性的组合决定了特定跨国交往选择所隐含的成本。政党最终的跨国交往形式选择是意愿和禀赋这两个基本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党的跨国交往意愿类型(辐射型意愿、聚焦型意愿和弱意愿)框定其主动承担成本的目标范围,禀赋强弱程度则决定其是否有能力支付相应成本。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跨国交往是辐射式交往的典型案例,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跨国交往和澳大利亚绿党的跨国交往是聚焦式交往的典型案例。这四个案例所蕴含的差异和共性表明,政党在各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和规范性追求建构了其特定的跨国交往意愿,政党的跨国交往禀赋则取决于其如何在特定国内政治环境中确保稳定的资源供给。在意愿和禀赋的适配和演进过程中,跨国交往这一“额外”活动逐渐变为政党“分内之事”。

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成就及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对外交往,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调整指导方针,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在新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类政党开展交往,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这些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党继续开辟对外交往新局面和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机遇、挑战与任务

我国实行的是总体外交,由政党外交、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等多种形式组成。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同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相互配合,积极构建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形成了以各国执政党、多政党、合法在野党和政党国际组织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交往格局,形成了“知交尽四海,万里有亲朋”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