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持续的两党主导体系:政治转型后韩国政党体系演变探析(1987—2022年)

以党争政治为核心的政党政治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本质属性。韩国政党政治因政党间聚散离合频繁饱受诟病,其政党体系不稳定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本文区分政党的变化与政党体系的变化,并基于有效政党数目与制度化两个层面,通过分析政治转型后韩国政党体系的变化过程并探析影响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因。研究发现:韩国的政党体系受第三党与小党的沉浮影响有所波动,形式上近似多党体系,而实际运行上呈现明显的两党主导特征,整体上属于两党主导体系;进入三党体系以上的只发生在转型初期、两次总统被弹劾等重大政治事件契机下,并且持续时间都并不长;韩国政党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个别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其政党体系仍呈现出两党主导的特征;这种可持续性由总统制政府形式、选举制度、选民基础决定,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外,5年总统单任制是1987年以来贯穿韩国政党体系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政党体系制度化是衡量政党体系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标准。政党体系制度化与政党制度化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政党体系制度化有三种研究路径:制度分析路径、选举竞争路径和社会学研究路径。选择这些路径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性、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的特征。当前政党体系制度化理论研究的局限表现为"简化论"与"琐碎"倾向;研究方法的局限表现在概念操作化的混乱和结构化比较的缺失。

台湾地区政党体系发展导论

根据台湾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采用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勾勒出台湾政党体系由国民党专政的一党体系发展到国民党与民进党不对称的两党竞争体系以及目前的多党竞争体系的整个演变过程,着重考察各政党在不同时期的组织、选举表现、政党认同、精英结构、“统独”主张和政党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现阶段影响台湾政党体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路线(主要是对台湾前途的主张)、政党领袖和政党所拥有的可分配资源。认为两党制或多党竞争两大政党联盟是台湾政党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台湾政党体系发展趋势探析

2009年台湾的县市长选举、2010年初的两次"立委"补选以及年底的"五都"选举表明,民进党的政治实力已经从2008年的低谷回升。鉴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各有源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基本支持者,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统"独"议题、两岸关系、涉外关系方面存在较明显的"蓝、绿"分野,有理由预料均衡两党体系和政党轮替,将成为岛内的政治常态。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具有形塑作用,台湾的选举制度有利两党体系的形成。

2012年台湾选举对政党体系的影响

台湾立法机构选举所采取的以单名选区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并立式两票制和各级行政首长选举所实行的相对多数当选制,有利于强化既有两党体系,使其朝均等制衡的方向发展。基于国、民两党目前在"立法院"的席次分布和22个县市长选举的得票近况,民进党恐难赢得2012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在立法机构也仍将处于少数地位,但两党在这次"二合一"选举中的得票数和得票率将趋于接近。

略论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与政党体系的相关性--对我国台湾政治实践的思考

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之间的关联是当代选举制度研究的主题之一,但论者大多忽略政府体制在其中的桥梁作用。本应催生出两党体系的相对多数选举制在台湾只促成了两大政党联盟,理论上特别照顾小党的旧有立法委员选举制度下却形成温和多党体系,原因就在于两种选举制度在双首长制的政府体制下相互影响。相对多数选举制借助于新的立法委员选举制度组合,严重挤压了小党的政治空间,使台湾朝向两党体系发展。台湾经验可以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关于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与政党体系相关性的猜想。

美国第五政党体系中的两次少数派颠覆事件及影响——从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

在美国政党体系的每次演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都是社会力量结构的变化。在这些演变过程中,曾经的党内少数派最终都会颠覆过去的多数派。但是,尝试进行颠覆的政治领袖对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变化方向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仅会影响到自己未来在党内的个人政治地位,并且会使一个政党走出或陷入长期的低谷,如第五政党体系中的两位颠覆者戈德华特和麦戈文。以文化冲突为标志的美国第五政党体系,其基础也是美国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向保守而导致的社会力量结构重组。戈德华特和麦戈文给共和、民主两党留下的不同遗产说明,对美国社会力量结构变化的分析,是观察美国政治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迪维尔热法则在印度政党体系中的应用及其修正

迪维尔热法则关注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关系,其主要论点是相对多数决制倾向产生两党制。迪维尔热法则的适用性在印度案例中受到挑战。自1952年起,印度人民院选举一直采取相对多数决制,但在1952年到1989年间,印度政党制度却表现为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多党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党空间竞争方式、社会分野程度、政党标识的稳定性以及现代化程度都是解释印度案例独特性的重要因素。1989年之后,印度政党体系向两党制转型的趋势则从另一角度证明迪维尔热法则的强大解释力和适用性。

可持续的两党主导:台湾地区政党体系演变的趋势

本文从数量与性质两方面分析"解严"后台湾地区政党体系的演变,并且探讨影响这一演变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台湾地区的政党体系基本上是两党主导制,在2008年后这一格局日益稳定,同时也体现出整体稳定、部分变动的特征。这种可持续性由选举制度和社会基础决定,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的政党体系也出现部分变化,特别是竞争主轴的多元化,可能对将来的政党体系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近现代政党体系演化的耗散分析

在中国近现代,政党体系经历了复杂的嬗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游离于宪政之外到逐渐与宪政融合,由无序结构演化为耗散结构。在成长过程中,政党体系完成了自我的否定。这种演化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中国宪政的艰辛起步与特殊路径。宪政需要政党引导,政党集聚社会资源推动宪政。政党需要参与宪政,只有参与宪政才具有生命。但在建设宪政的过程中,政党的作用也并非总是积极的,某些政党会背弃宪政的基本精神,使宪政建设偏离正常的轨道,而宪政最终也会将其淘汰。

功能衰微与泛政治化:苏丹政党政治的演变与特点

在苏丹政坛上出现过的政党大致可以分为宗派政党、左翼政党、政治伊斯兰政党、地区政党和政权党五种类型。从政党体系的角度看,苏丹经历过多党制、一党制和政权党主导下的多党制三种政党体系。多党制是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政党体系,体系中的主导政党是宗派政党。后两种政党体系是军队干政后建立的,这一过程涉及政党与军队的“共谋”。政党在军队干政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主动引入军队的力量以打击政治对手或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表现。从长期来看,军队的介入削弱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化功能。自巴希尔执政以来,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流失,政治代表与表达功能弱化。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开始发挥本应由政党行使的代表和表达功能。这些组织通过非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它们的兴起是苏丹社会泛政治化的表现。在泛政治化社会中,政党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

巴西选举稳固的错觉:从政党制度削弱到右翼民粹主义

比较研究依赖于选举波动性,将其作为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指数之一,但对它的测量并不能解释作为决定政党体系稳定性程度的另外一项关键因素——党际互动模式。政党集团波动性指数可以用来解释各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执政集团和反对集团内部构成的连贯性,但巴西的案例说明选举波动性指数存在一定的局限。尽管1994—2010年间巴西的选举波动性大幅降低,但随着政党碎片化程度的增加和党际意识形态差异的缩小,2002年后巴西政党联盟的模式越来越难以预测。这些趋势叠加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导致巴西既有政党声誉受损,为极右翼势力在2018年选举中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国家治理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探析

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高度的权威性、独特的历史传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是阐释中国政党制度设计、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达中国政治理念的表达体系。为了形成一套特色鲜明、有言说权威、为大众普遍接受的的话语体系,在内容上,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有权威话语、民主话语和国际话语三个维度的建构内容;在方式上,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用好新媒介的宣传能力、强化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生动实践,逐步提升中国的政治话语解释力。

韩国政党与政党体系变迁动因初探

韩国政党体系的变迁具有鲜明的特点。自1948年制宪始,韩国政党政治的形态就呈现出宗派政治、帮派政治的特征,诸多政党在韩国政治舞台上不断出现和湮灭,韩国的政党政治未能发展到制度化的阶段。目前,韩国虽然实现了从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但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思想、政治文化和南北分裂态势的影响,政党的变动依然十分频繁。本文旨在从环境因素、政治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的角度探析韩国政党与政党体系变迁的原因。

试析地域分裂对韩国政党体系变迁的影响

社会分裂结构是政党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因。韩国社会经济体系的演进推动了政党体系的变化,尤其是以地域分裂为代表的社会分裂结构更是韩国政党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从根源上看,韩国的地域分裂源于地区经济失衡以及社会精英选用的不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韩国的地域分裂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并逐步走向稳定。从对政党体系的影响来看,地域分裂的作用正在逐步减少,韩国政党体系不稳定和保守化的倾向更为明显。

选举制度与台湾政党体系变迁

20世纪50年代,台湾开始实施地方自治,政治选举自此出现于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选举的种类不断增加,选举范围不断扩大,而台湾的政党体系在此期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政党体系的变迁是因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但选举制度的影响却是最直接和迅速的。本文就从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的关系入手,具体分析60多年来,台湾选举制度改革以及计票方式、选区划分等选举制度细节的设计对台湾政党体系的影响。

论人口迁移对美国政党体系演变的影响

美国人口迁移与美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五次政党体系演变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表现为人口迁移对美国政党体系的重塑有重要的影响。当前,人口迁移影响美国政党体系演变的主要表现是:南方拉美裔外来移民的快速增长和阳光地带人口的迅猛增长,使得美国的两党版图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

香港政党体系的现状、可能及塑造

2013年之前,香港没有出现韦尔所说的反对自由民主、主张香港独立的反体制政党,但是在对待"一国两制"的一国问题上,泛民主派政党很难做到温和理性,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反体制政党;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也没有形成三角结构,但是处于离心状态。香港政党体系总体上处于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之间的状态。假设政改通过,未来香港可能出现两极化的多党制;政改否决后,由于占领中环运动发生和本土意识崛起,青年可能组党并构成三角化竞争,出现极端多党制。塑造健康的政党体系,需要培育负责任的政党政治文化,可以考虑接受建制派作为政权党,支持中间派政治力量,回归温和理性的政治氛围。

菲律宾政党政治生态:家族式庇护主义对碎片化政党体系的塑造

政党与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深受国家政党政治生态的影响,政党政治生态是塑造政党体系形态的重要因素。菲律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家族式庇护主义深刻地嵌入到政党与政党体系之中,发展出一种庇护主义政党政治生态。这种政党政治生态渗透到政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深刻地塑造了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家族式庇护主义在与政党体系的持续互动中建立了一种松散的、不稳定的、碎片化的多党制,政党完全成为政治家族的工具和傀儡,其利益表达、社会动员等功能也完全被政治家族所操纵。与此同时,菲律宾衰弱、碎片化的政党体系也加剧了处于体系之中的庇护主义政党的衰弱和边缘化,使国家日渐走向政治衰败。

参政党话语体系刍议

运用"话语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近年成为理论界的热点之一,本文从现代"话语理论"出发,从理论界定、基本形态、个性特征等三个侧面对"参政党话语体系"的论题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