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议程与整合困境:2022年中期选举后美国的政党政治走向

刚刚落幕的2022年中期选举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将给选后美国政党政治的走向带来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政党政治的结构、议程与整合三个方面。就结构而言,以两党极化和党内分化为特征的政党政治“双重极化”将进一步加剧。就议程而言,“经济优先”与“文化战争”两大核心议程间的张力会愈发显著。就整合而言,民主、共和两党内部都会出现更大的整合困境:民主党内进步派、温和派与中右派以及共和党内“特朗普化”与“去特朗普化”之间的较量将更为复杂。政党政治结构、政党政治议程与政党政治整合揭示了美国政治乱象背后的逻辑主线,也表明自2016年大选开始,美国的政党政治已经开启中长期意义上的转型重组进程。美国政党政治的乱象集中反映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内在弊病,尤其是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使国内治理赤字不断上升、政治民主质量显著下降,并且这些乱象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应对此有充分认识并预为之谋。

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探析

政党自产生后已逐渐成为世界多数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主体,政党政治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政党的历史合法性在于其产生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基础;现代政党政治通过民主选举、有效决策、权力监督等政治运作机制获得现实合法性;根据当代社会历史条件,政党通过发展社会经济、创新意识形态、构建和谐社会、发扬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等多种途径,构筑政党政治的时代合法性体系。

女性社会创业:身份认同策略、合法性获取及绩效影响

身份认同作为女性社会创业者创业行为和结果的起点,对于解决她们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获取合法性和提升创业绩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对于女性社会创业者身份认同策略与合法性获取之间的关系,以及身份认同整合如何提升社会创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的研究仍然匮乏。因此,本研究遵循“身份认同策略—合法性获取—绩效影响”的递进逻辑,开展3项子研究:首先,基于认同理论,通过联合分析实验探讨身份认同策略对女性社会创业决策的影响;其次,基于制度逻辑视角,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身份认同策略对合法性获取的组态影响;最后,基于认同理论,构建女性社会创业者身份认同整合影响社会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揭示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拼凑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指导女性社会创业者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并做出合理的创业决策,成功获取合法性,进而提升社会创业绩效。

中西政党政治比较视阈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也是现代政党政治学的前置问题与基础命题。廓清中西语境下合法性的概念阐述及合法性标准的评判差异是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源自其生成逻辑、理论体系、执政理念、政治实践四重维度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具有合律性、合理性、合价值性、合实践性、合历史性、合民意性等内在特质。面对来自西方政党政治逻辑、意识形态的外部挑战和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国家治理效能亟须提升的内部挑战,需要在执政合法性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历史叙述模式的创新发展、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多元重塑、执政效能提升与党的自我建设、推进法理型合法性建设等方面实现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与维护。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与应对策略

合法性是国际机制创建和维持的根本前提。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作为当前最受瞩目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社会特定的权力结构、利益偏好和观念认知构成其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与其他国际机制一样,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也不断地演化和变迁,气候政治中的权力转移与领导力缺失、负外部性与国家利益之争、不确定性与话语权困境等问题对其合法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强化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治理成效,应重塑中美欧大国领导格局,积极推动责任共担,不断强化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统一的气候行动,并以“共同的人类身份”凝聚全球共识和身份认同,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真正从全球共识走向集体行动。

世界政党政治变化对我国政党制度认同的影响及应对

受全球经济下滑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向心竞争向离心竞争转变,民粹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盛行,凸显出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固有缺陷。而中国的政党制度表现出的良好治理效能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对提升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认同提供了有利契机。在世界政党政治变化的视阈下,提升多党合作制度认同需要实现四个转变: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自说自话到主动对话;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单一研究到综合研究;实现传播思维的转变,从见招拆招到主动传播;实现价值选择的转变,从文明冲突到文明融合。

政治合法性基础视角下公民政治认同的客体分析

现代社会中,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密切联系,政治认同的核心问题是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即对政治系统及其行为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与评判。从政治合法性基础视角来看,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客体或对象主要包括治理绩效、制度规则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其中,治理绩效认同是公民政治认同的基础,制度规则认同是公民政治认同的保障,意识形态认同是公民政治认同的核心。

政治认同的合法性价值:分析与建构

从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三者关系来看,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其稳定性往往呈正相关,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状况和社会的政治稳定状况也是呈正相关。因此,政治合法性离不开社会成员广泛而积极的政治认同,两者共同致力于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政治认同所反映的价值趋向在于:其一,有助于政治文化的传习;其二,有助于扩大政治参与;其三,有助于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那么,加强绩效基础建设、加强制度和规则基础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基础建设就成为提升政治认同、巩固合法性的三个重要途径。

概念之辨:政治信任、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以政治信任为中心的考察

在政治学中,政治信任、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是三个相似的核心概念,三者之间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现阶段大部分研究成果对三者的区别未加细致地厘定,导致这些成果研究对象上的混乱。以政治信任为中心来考察,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在内在本质、指向对象、构建路径等三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考察不仅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较大的价值。

从政治合法性看执政党伦理

自上世纪 70年代始 ,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便逐渐凸显并最终主导了西方哲学论坛。然而在我国 ,这一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转向似乎刚刚发生 ,学界对此一理论转向的学术意识也才刚刚显露 ,可我们面对的是 ,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断涌现 ,异常复杂 ,难以把握。在此情形下 ,采取学术群体性的民主商谈方式来探究这一理论转向所产生的基础性课题 ,恐怕比学术个体的专题研究更为慎重 ,也更为急迫。2 0 0 4年夏 ,教育部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海南召开年会。期间与《伦理学研究》杂志主编、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重逢 ,承蒙先生厚爱如昨 ,托我组织一期学术专栏 ,命之为“政治伦理笔谈”。盛情之下 ,却之不恭。于是诚恳邀请到怀宏、剑涛、建华三位学兄襄助 ,切磋数月 ,始成如下四篇。现惶然贡献于学界 ,祈求抛顽石以引玉璞 ,或求其友声 ,或聆听批评 ,以此促进我国政治伦理的前沿研究。如此或可既不负凯麟先生雅扶后学之美意 ,又可尽我等伦理学者之天职。是以记之 !(万俊人 )

合法性与政治认同:明朝朝贡秩序稳定的原因

本文对明朝初期的朝贡体系进行考察,发现安南与朝鲜两国虽然都深受中国文化及政治制度影响,地理上也与中国毗邻,但它们与明朝的关系截然不同,朝鲜深受明朝重视,而安南却与明朝发生了军事冲突和战争。本文认为,两国截然不同的结果与它们对宗主国的政治认同和自身国内合法性的高低有关。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不一样,尽管安南在文化上认同儒家文化,但是安南对明朝的政治认同不高。在安南经历篡位并担忧明朝军事干涉的境况下,最终双方发生军事冲突,朝贡关系终结。朝鲜对明朝具有高度政治认同,即使明太祖对朝鲜态度冷漠,朝鲜仍然谨慎遵守朝贡秩序与朝贡礼仪。朝鲜成为明朝最友好的朝贡国之一,明朝甚至为其提供安全保障。

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兼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制度认同与政治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一切关系都以非人格化的制度为中介,作为政治权力具体表征的各项法律和政策能否获得社会认同,就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判准。制度认同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被迫的,而是建基于认知性期待与规范性期待统一之上的实践证成过程。一切影响和制约人们对制度的认知性期待形成、制度实施效果的因素以及影响每个人规范性期待形成的公民素质,都会对制度认同的形成产生影响,并规定着制度认同建构的可能路径。

合法性视域下的农村青年政治认同研究

对政治系统的稳固政治认同是现代化的基础。文章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感、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五个指标观察农村青年政治认同,并基于合法性理论,对农村青年政治认同弱化现象进行解释。

公民政治与政党政治关系浅论

公民政治、政党政治是两个常用的政治学术语。本文在简要申述二者基本含义的基础上 ,就当代中国公民政治与政党政治的内在关联进行论述 ,进而提出 ,只有把它们置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 ,公民政治、政党政治的活力与魅力、合法性与合理性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

对社会转型期我国政治认同重构的新思考——基于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的启示

政治认同是人们产生的一种对现存政治体系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社会转型时期,重构我国政治认同是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政治生活现实的双重诉求。基于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的启示,应从价值规范和经验事实两方面对社会转型期我国政治认同重构进行新思考:一方面,以和谐、正义、民主、法治、自由和平等为社会转型期我国政治认同重构的基本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以增进公民对执政党的认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公民政治社会化程度以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社会转型期我国政治认同重构的具体经验取向。

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之关系探微

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存在紧密联系，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政治认同不是政治合法性的充分条件，但政治认同却是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有政治认同不一定就有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需要建立在基本的社会规范价值之上。我们赞同对政治合法性进行价值评判，这样的价值至少包括人类最基本的正义观。缺失了正义的政治系统就称不上具有合法性，即使它获得了民众的政治认同。

台湾地区政党政治之独特性——以“解严”后台湾的社会分歧为分析基础

台湾政党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有很大差异,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台湾社会关于族群和国家的认同分歧。"解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族群与国家议题的操弄一直是台湾政党为实现自身政党利益最大化而扩大台湾社会分歧的思想工具。但近几年来,基于"台湾意识"民意基础的现实以及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台湾政党竞争开始向"去族群化"和"维持现状"的共识趋势发展。政党竞争基于社会分歧,现今台湾社会的族群和国家认同意识还是主导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处于次要位置的经济因素对其政党认同的影响比重有所增加,所以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在台湾政党竞争中的重要性会逐渐提升。

略论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历史演进

中国社会在由封建专制向民主政治的体制转型中,客观上要求要有相应政党政治模式的建构来完成这一过程,能否实现社会认同则成为了判断该模式建构合法性的根本标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先后建立了三种政党政治模式,其中多党竞争议会制和国民党一党训政模式因其结构设计和运行机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得不到社会的认同而先后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选择,其合法性就在于它的合乎民意性。

论执政合法性与公民政治认同的耦合

执政合法性应强调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和政治责任,公民政治认同以执政者满足公民的利益与要求为前提。公民政治认同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石,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根本依据,推动执政合法性向政治权威跃进,但过度追求公民政治认同有可能带来执政合法性悖论问题;执政合法性是公民政治认同固化的必然结果,执政合法性的具体状况往往通过不同程度的公民政治认同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