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引领、政党回应与服务治理——政党与社会关系重构下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转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环境下,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在党政领导下的社会秩序构造,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更多的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关系语境下如何培育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在中国研究缺乏理论解释效度,政党-社会关系范式契合中国语境和中国经验。政党-社会关系下治理的内在机制是权威效能机制、组织嵌入机制和社区服务机制,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出现了权威弱化、嵌入断裂和服务悬浮的困境,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应结合我国使命型政党、回应型政党、服务型政党属性,通过价值引领、政党回应和服务治理实现中国政党治理转型。

从政党与社会关系视角看当代西方青年民粹主义的兴起

青年民粹主义的涌现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当代西方青年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是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畸变,即政党的社会代表性断裂、社会回应性错位、社会整合性降低、社会合法性流失、社会沟通性失灵、社会流动性失能、社会引领性弱化。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不畅,引发青年利益表达激进化、身份认同焦虑化、价值判断简单化、政党认同低迷化、政治参与叛逆化、政治情感负面化与未来前途迷茫化,从而推动了青年思想与行为的民粹化。当代西方青年民粹主义的兴起,为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提供重要启示:密切关注青年利益诉求;批判引导青年思想认知;综合提升青年社会获得感。

国内学界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述评

政党与社会关系是政党政治中较党政关系更为基础的重要内容,也是任何政党都必须妥善处理的基本关系。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政党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的多维度探索和研究,形成了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新形势下,秉承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新精神,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总结、实证调研、国外借鉴、法治构建和价值定位等方面研究还有待深化。

政党—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群众路线实践创新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党政治中的基本问题,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执政基础的前提。一方面,政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是政党发展的根本,更是执政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呈现诸多新特征,对党的执政和群众路线实践带来新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切实贯彻落实群众路线,需要从理念、内容、方式和监督保障等方面对群众路线实践进行创新。

政党功能扩展:乡村产业振兴的“政党经营社会”路径分析——基于新平县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振兴的个案研究

当前乡村产业振兴研究认为产业发展离不开“行政下乡”“乡贤下乡”“资本下乡”的精英引导,部分观点否认政党或者党员在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一方面,他们认为基层党组织缺乏先进的市场感知能力和自我约束机制,不应也无力成为产业振兴引领主体;另一方面,强调“政党组织社会”的政治功能或者“政党引领社会”的社会职能较多,对政党经济发展职能所涉甚少。但是,在新平县桃孔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政权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统一原则,基层党组织建构起产业振兴的“政党统合发展”机制,以能够统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理性”,建立起统合乡村产业振兴的建构性秩序与自发秩序的“统合秩序”,实现了“政党经营社会”的发展目标。由此,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治理职能之外,拓展出与其他政党不同的经济职能,形成对现有政党与社会、政党与经济关系经典理论的挑战,也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理性”的兑现和“发展型政党”属性的赋予。

地方治理中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与协商

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和政治场域中,执政党、社会构成我国地方治理的重要主体要素,执政党-社会的关系结构和互动状态则成为考量当代中国地方治理转型和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当前,中国社会呈现出主体性、自治性和公共性的新特征,为新时代党社关系构建提供了内生动力和现实依据。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执政党与社会互动关系基本构成包括执政党对社会领导与服务,社会对执政党互补与制约的两个基本面向,党社良性互动既为地方新型治理形态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也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权威和合法性基础。党社协商是有效驱动执政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创新和最优路径,它有利于吸纳公民参与地方治理、增进地方政策创设的合法性和民主化以及推动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

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的内涵分析——从普遍意涵到时代意涵的理论阐释

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问题是国家治理关注的重大问题,对它进行内涵分析有助于为政党联系民众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政党-社会关系与政党-民众关系是一组相近但不相同的范畴或分析视角,对其进行逻辑区分是观察现实政治的起点。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的基本内涵由普遍意涵和限定意涵构成,前者形成于政党在历史和政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后者形成于不同政治过程和特殊时代条件。中国的政党与民众关系与国外不同,是特指党群关系,即强调政党组织与民众个人、党员与民众个人之间的联系。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的传统内涵,政党政府须充分挖掘并把握其时代意涵。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的关系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之一。政党制度作为政党政治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对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在我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除具有一般政党制度与社会的关系外,还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利益群体、社会资源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政党关系的类型特点及其制约因素

研究政党关系,不仅要研究其本质,还必须研究政党关系的基本范围、基本内容,必须深入到政党政治的实践过程与各重要环节进行具体分析。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政党内部关系是制约政党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国家、甚至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与制约政党关系的这三个主要因素不同,政党关系的类型与特点也会随之有所不同。

比较视野中的政党关系：类型、特点及其制约因素

在政党政治国家,政党关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关系;没有和谐的政党关系,就没有国家政局的稳定、执政地位的稳固。理解政党关系,不仅要认识其本质,还必须充分认识政党关系的基本范围、基本内容,深入到政党政治的实践过程与各个重要环节进行具体分析。国家和社会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政党内部关系是制约政党关系的三个主要内因;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与制约政党关系的这三个主要因素不同,政党关系的类型与特点也会随之有所不同。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机制研究——以红色物业为例

通过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成为弥补社会治理短板的一种方式。根据党建引领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方式不同,可以将红色物业的类型划分为党政嵌入型、群众动员型、行政兜底型。政党可以通过动员和强制两种方式介入社会治理当中,具体体现为对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动员,以及对行政力量的领导。政党根据社会治理运行的状况以及当前物业管理体制与小区治理之间的适配情况,通过机制优化和体制转变的方式,分类解决当前不同小区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政党是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它的良性运转依赖于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作用方式。

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构建问题:基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考察

现代政治制度体系是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的具体体现,其有效运转的逻辑在于通过现代政党的中枢作用,实现对制度与组织及人的统合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有效破解现代国家-现代政党-现代社会三者关系问题,基于人民性、法治性、发展性和效率性等价值追求,从强化政治制度体系的价值归属、制度化水平、统合能力与发展能力等方面出发,综合构建了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多层次、联动化、体系化的党和国家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民、政党、国家和政府有机统一的国家政权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治国理政关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一体化统领关系和分工协作、整体合力的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统筹化推进关系。为推进执政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需要通过理论引领、决策引领、人事引领和组织引领四大方式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塑造、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国家现代化发展责任的担当以及国家现代化发展动力的构建等重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动力构建,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主动精神不断创造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绩效与发展文化。

塑造“积极居民”:政党引领社区自治的耦合路径

社区自治的难点是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不足、主体间的协作关系不顺、主体集合的主体性及社区认知不强,究其根源在于社区社会的耦合机制缺位,自发秩序无法形成。政党具有再塑社会的相对自主性和政治能动性,尤其在社会力量发育不足、公共理性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政党可作为引领主体承担起弥补社会权力真空、以政治行为撬动社会活力的职责,这是政党引领社区自治的合理性所在,也是“政党引领”与“社区自治”不相冲突的底层逻辑。因此,社区党组织可通过发挥组织动员、利益协调、话语建构的优势,培养个体能动、个体间合作、整体性自觉的“积极居民”,构建有机团结、良序关联的主体间关系,进而达到重塑社区社会、助推社区自治的目的。

社会优位协商:美国民主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研究

美国民主党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社会优位协商模式。无论是在总统选举中还是在日常的非选举政治中,就民主党与社会关系而言,职业化社团都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美国社会优位协商的实质是职业化社团的优位协商。社会优位协商模式在美国的形成主要归结于美国政党的虚弱性、美国社会的强自组织性以及美国的总统内阁制等因素。这种社会优位协商模式有其优点,即其代表了一种多元主义的理念,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解。然而,这种社会优位协商模式也不是普遍适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社会优位协商模式可能是需要慎重选择的。同时,在美国模式中表现出的职业化社团倾向也需要审慎看待。

党如何塑造社会群体?——以社会组织孵化器党建为例

党统合社会的目标不仅是结构性的,还需要实现一种共同体意识凝结和政治团结状态。从政党与社会关系视角来看,这需要通过执政党创造性的活动予以整合,以塑造社会群体。本文以社会组织孵化器党建为案例,发现党通过社会组织塑造社会群体是一个政治身份认同——共同体意识——集体行动力的三维度塑造过程。党从身份、组织和制度三个层次进行整合性的政治表达,运用多元化政治表达工具,塑造社会群体政治身份认同,建构和巩固共同体意识,进而实现集体行动中的一致性和团结性。

信息化时代的政党变革——基于中外实践的比较与思考

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面对信息网络的发展,没有国家、没有政党能够摆脱其影响,各国政党都面临信息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那么,各国政党如何回应信息化挑战,实行党建信息化、改善内部结构、实行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密切联系民众?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既促进了对当今时代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的中外比较与思考,也促进了中外政党对回应信息化挑战的思路与对策的探讨,还深化了对世界政党共性与个性的认识。而对相关理论的共识与认识分歧,将有助于深化对政党政治的研究。

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

政党与社会群体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是西方政党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西方政党社会学大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认为"先有社会,后有政党",政党是已成型的社会群体的表达和反映,这一视角在西方政党社会学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最近几年涌现的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则提出"先有政党,后有社会",作为行动主体的"社会群体"恰恰是被政党的政治行动塑造成型的,这一视角为政党社会学打开了新的问题意识空间。这两条路径可以看作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各取一端。西方政党社会学的后续发展路径应该将这两条路径有机结合,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性辩证思想之中。

组织覆盖:新中国70年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基层组织建设一直存在'扩大覆盖面'的主线.在垂直方向上强调'延伸到底',在水平方向上强调'横向到边',以此为基础嵌入社会当中,建立起紧密的政党—社会关系.网格覆盖、机构嵌入、功能拓展构成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机制.在新时期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既需要延续历史经验,同时也需要从'扩大覆盖面'转变为'提高组织力',为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合法性生长的土壤:共产党执政体系的社会基础

政治合法性关涉政治制度的尊严,社会转型对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提出了挑战。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面对社会转型导致的合法性挑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遵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通过明确定位、活跃组织、开放空间、宣传动员等途径,催生新型社会结构中的合法性资源。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研究进展与推进方略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当前的重要实践,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党建国家的发展历程、解决当前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及政党的再社会化诉求,决定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基层党建主要通过组织嵌入、资源整合、行动倡导、价值引领和体制协调等5个方面引领社会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也还存在着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性不够、“党政包办”有余而引领共治不足、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认同度还不高,以及制度供给过剩而有效约束不够等问题。已有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应从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议题、平衡政党与社会的双重研究视角和更新和丰富研究方法等3个层面,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