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转换——从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到卡特尔型政党

政党组织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变迁,政党组织形态会发生相应改变,这意味着政党的适应性而非衰落。从20世纪50年代群众型政党到60年代全方位型政党,再到90年代卡特尔型政党,构成了政党类型学的三种基本范式,并对政党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尝试从政治发展角度对这三种研究范式进行简单梳理,以加深对政党组织变化的理解。

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历史主义与整合主义的新发展

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传统路径是组织学和功能主义。组织学路径沿袭了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而功能主义路径的实质则是结构主义。西方政党类型学的新发展主要在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的路径上展开。历史主义分类发展出一个清晰和简洁的分阶段政党演进过程,但这一模式由于其欧洲中心论倾向和线性逻辑特征而受到批评。整合主义路径力图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缺陷,但却陷入了过于描述现实而远离理论抽象的困境。整体而言,组织学和功能主义路径偏重普遍性和概括性解释,而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则更多强调个体性和特殊性。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对提高中国共产党党建科学化水平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党类型学视域中的使命型政党:体制框架、产生逻辑与中国实践

政党类型的形成和发展与特定政治体制框架紧密相关,反映了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具体位置的变化。西方政党类型学的相关范式由于受到特定政治框架的影响,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对于复杂现实的解释力相对有限。尤其是在"政党—国家"体制的框架中,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位置有了根本性变化,政党由此具备了新的组织特征和类型化特点。作为一种特殊类型,使命型政党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政党政治发展内在规律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使命型政党,既具备使命型政党一般性的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又在中国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具备了相应的特殊性。也正是这些特殊性让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始终保持着党的生机与活力。

政党类型学研究综述

政党伴随着议会民主产生,在当今的政治舞台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论文首先从政党的定义出发,整合政党的左右划分、阶级属性划分、家族政党划分和政党与社会阶层的联系,将政党基于利益差异的分类方法作为第一条逻辑主线。第二部分归纳经由干部党—群众党—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的组织嬗变以及对这条线索的相关休整补充,加入了网络信息时代政党组织研究的新成果,将政党基于组织差异的分类方法作为第二条逻辑主线。最后一部分加入党派性和政党光谱分野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未来的政党类型学进行展望,从而形成较系统的政党类型学综述。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基于百年大党显著标志与独特优势的政党类型学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是中国式政党叙事的元命题,基于百年大党的特质及其优势的政党类型学分析,能更好地解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百年大党的显著标志与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的政治优势;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统一的理想信念优势;拥有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动员力的组织优势;注重传承和弘扬优良作风的作风优势;依靠严明纪律管党治党、坚持纪严于法且纪法衔接的纪律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制度确保全党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拥有自我革命精神、根本上依靠内力进行自我塑造的革命优势;坚持党内生活讲政治、发挥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性作用的党内政治生活优势。百年大党的显著标志和独特优势生成于实践、保全于实践、彰显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只有在革命性实践过程中,党才能始终保持自身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同一性,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理论缺陷

以西方为主导的政党类型学研究中,共产党要么被有意忽略,要么被恶意曲解,都没有准确定位共产党,不能解释共产党为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来自西方的政党理论存在着“知识盲区”,忽略了大量来自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验事实,导致其科学性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其理论模型本身就存在缺陷。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乃至整个政党政治研究,基本上都套用了一个特殊的理论前提,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二元对立的,政党存在于国家之外,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因而政党是一个复数概念,只能通过“竞争性多党选举”夺取国家政权或谋取政府职位,以实现其所代表的“部分”的利益。有了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从西方政党类型光谱中去理解共产党就会陷入各种话语陷阱。

清末民初政党组织嬗变的类型学分析——基于精英政党的视角

以政党类型学来分析,清末民初的政党组织属于一种早期的精英政党类型,是议会宗派和政党组织的雏形,与传统中国的朋党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由于社会基础薄弱、缺乏制度化阶段的培育以及军事政权实施镇压政党政策,这种早期的精英政党还没实现向群众性政党的转型就已经走向消亡。民初政治精英们所人为设计构建的两党制始终处于筹备阶段,没有完整实施过,建国政党所创建的党国体制成为之后中国政党发展的基本模式。

中国何以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新的政党类型学的内在解释

现代政党是与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同时成型的,体系化力量和机制既推动所有民族、国家建立了政党,又造就处在不同位置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的政党形态和制度的巨大差异,由此形成政党的类型之分:主要分布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分布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处在两者缝隙的超凡魅力型政党。欧美各国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依赖帝国主义获取之“横财”进行内部分利,因而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其世界作用是反动的;中国共产党则具有理论、政治、道德上的先进性,在革命和发展时期不懈地进行进步主义的政治创造,从而创造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数字化政党:一个非类型学的理论框架

当代政治生活的数字转向塑造了以实时、互动、算法为基本特征的全新政治逻辑,不仅推动“社会人”走向“数字人”的数字解放过程,更对当代政党提出了在技术上和伦理上进行转型调适的总体要求。有别于迄今各种静态化的数字政党类型学,数字化政党概念强调当代政党的数字转型是一个动态可变的混合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议题算法化、参与平台化、竞争社交化的工具语境下的技术混合;二是在激进的数字建构战略和温和的数字革新战略之间进行选择和平衡的战略混合;三是在改革调适的预期目标和非预期风险之间的结果混合。作为一个非类型学的分析框架,数字化政党概念揭示了政党在数字时代生存延续的发生机制,开辟了一项数字化转型竞争类型学的研究议程,指向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政党研究定式的反思和超越。

论中国共产党转型的中国道路

政党转型问题是政党类型学的重要内容。在实行代议制的西方国家,政党经历了从精英型政党向群众型政党、全民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的转型过程。这是西方政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随着政党转型研究的兴起和深入,中国共产党转型开始进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转型之路不同于西方政党,这条道路必然是也只能是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