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文明中制度建设的基本关系:政党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

政治文明的核心在于政治制度建设,制度化的过程主要取决于政治参与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调节需要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党来调节和保持政党自主性,但政党自主性又与政治参与产生了矛盾。因此政治制度建设关键在于实现政党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

政党自主性:当代中国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命题

政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命题。政党自主性是指政党基于其意识形态偏好拥有自主的愿望和自主的能力。政党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政党对国家政权的自主性、政党对社会的自主性以及政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自主性。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有利于实现执政党的政治功能并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构建自主性与制度化的平衡:执政党治理改革的新议程

在执政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强化自主性和加强制度化是两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从打虎拍蝇的反腐败运动,到整治作风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再到强化思想建党的"三严三实",执政党从廉政、组织、作风、思想等多层面强化整党治党的力度,体现出较强的自主性。与此同时,执政党也强调制度化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要求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何加强这两个战略间的动态平衡和协同推进,是执政党治理改革的重要任务。

使命型政党的自主性: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主体特质

政党自主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而言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政党自主性是指作为一个具有自身意志的政治组织,政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既有能力避免外部势力的控制与支配,也有能力抑制自身内部势力的分裂与异化,能够自觉认同并牢牢持守自己认定的价值观,能够通过有效方式来统一全党意志、整合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能够自主地制定政策并有效贯彻落实,特别是能够不惧重大风险与严峻挑战,始终致力于自身任务使命之实现。中国共产党要想保持政党自主性就必须持续有效的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尊重其他各领域的自主运作逻辑,必须处理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

作为一种可能:以政党超自主性突破国家自主性

如何处理政党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中国政党案例提供了一种本文称之为"政党超自主性"的路径。长期执政党突破自身特殊利益而形成"政党超自主性",它有自然型和建构型两种。建构型政党超自主性可以起到调控国家自主性的作用。政党超自主性相对于国家自主性的优势在于其价值自主性。内容上,政党超自主性体现为对执政党同盟圈层、自身整体及各部分、多数非理性、一国特殊利益等的超越,它在中国政治中起着多重联接作用,但政党超自主性在实现上仍需要规范约束。

谁的、对谁的自主性:以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重构国家自主性理论

国家自主性是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政治学概念,但存在三大盲区:仅讨论政府自主性,忽略了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自主性;忽略了政党自主性;很少讨论如何构建和维护国家与政府自主性。以中国为方法,即以现代中国的内外处境和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的事实为基础,运用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可重构国家自主性理论。广大非西方民族、国家被纳入西方构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丧失了民族、国家自主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力量楔入其内部,培植、归化依附性社会,瓦解政府自主性;先锋队政党或准先锋队政党通过高度能动的政党自主性,可构建国家自主性、政府自主性。

浅谈双峰格局下的政党社会资源建构

中国政党的产生是伴随着国家的整合而出现的，中国缺乏公民社会的基础，也缺乏代议体制的制度基础。因此，在此基础上探讨政党与社会的双峰格局以及双峰格局下政党社会资源构建是有必要的，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尤其是党的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国家自主性新析

葛兰西在新历史语境下通过对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提出了总体性的领导权理论,继承和开拓了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从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视野看,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分别对马克思自主性国家观和领导权理论的形成、继承和发展在不同时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葛兰西可谓集大成者,其理论可以构建当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自主性国家理论,来指导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

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构建

“党建引领”作为一个新兴且日益广泛出现在中国基层政治实践中的重要现象和领导策略,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研究表明,“党建引领”是“政党-国家”现代化治理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的核心抓手,遵循对上耦合多元治理力量、对下调适复杂治理需要的耦合调适机理,并塑造了“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治理秩序。“党建引领社会共治”模式能够为实践层面的诸多共治困境提供稳定的治理秩序,在理论层面回应政党自主性与适应性等议题,从而可能形成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特色经验与理论创新。

政党能力与国家建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比较历史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量亚非拉殖民地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成为主权国家。建国之后,有的国家顺利地实现了国家建构,而有的国家却始终无法在最基本的制度层面形成共识,从而陷入频繁的动荡之中。通过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长达半个世纪政党建国史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印度建国前,国大党在较高自主性驱动下开展的整合吸纳与组织建设,从横向上实现了跨阶级、跨族群的精英整合,在纵向上形成了中央、省、区、乡镇乃至乡村的五级组织体系。全印穆斯林联盟受制于较低的自主性,缺乏主动推进整合吸纳与组织建设的动力,省议会选举的意外惨败促使其被动地拓展省级以下的组织体系,该政党直至独立前七年才提出模糊的建国目标。概言之,在殖民地时期,主导建国进程的政党,其政党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独立后国家建构的成败。

以政党为中心的中国话语与中国道路

近代以来,“政党中心主义”在中国兴起、发展,最终形成当下中国以“执政党为中心、为主导”的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把政党自主性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谱系的遮蔽中揭示出来,不仅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而且足以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全新参照样本。

党建何以引领脱贫目标的实现?——政党引领与国家基础权力比较视角下的多案例研究

中国2020年如期消除绝对贫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实践上的成就急需理论上的回应:基层党建何以引领脱贫目标的实现?采用田野方式进行多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党建扶贫的资源输入、组织建设以及话语宣传的三重路径构成了“利益、权威、观念”的三重嵌入机制,实现了政党引领国家基础权力的再生产;(2)它使得国家意志与战略被目标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虽然超出了官僚制难以联系目标群众的组织局限,却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官僚化进程;(3)它之所以实现了有效治理,是因为利益嵌入与观念嵌入的一致发生冲击了乡村治理秩序,党建引领则提供了权威嵌入和维持的有效路径,并更新了乡村治理格局。研究的可能意义是修正了国家基础权力理论、拓展了政党自主性研究,揭示了乡村自治官僚化的公共性削减困境,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视野。

俄罗斯的复合型政党体制与政治韧性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普遍未按西方预想的轨道进行民主化转型,相当多国家形成了选举型威权、竞争性威权等混合政体,同时建立起霸权型政党体制,并且在政治实践中展现出明显的政治韧性。作为“第三波”国家中的主要代表,俄罗斯也建立起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混合政体,其政党体制同霸权型政党体制在形式上相似,但存在实质性差异,是一套以“政权党、卫星党、反对党”为主体的复合型政党体制。尽管面临一系列国内外重大挑战,在2016和2021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克里姆林宫均能通过充分调动资源,有效运作复合型政党体制,成功确保统一俄罗斯党取得宪法多数席位,实现控制议会的目标,对维护俄罗斯国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