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启蒙与政党话语——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儿童年”(1935—1936)

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场以"启蒙儿童"和谋求"儿童福利"为主旨的"儿童年"运动。在官方的主导下,各界围绕儿童的健康、教育、救济、保障以及慈善福利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儿童则在各项仪式中,服从并接受了"政党符号"、"总理遗嘱"、"官员训话"、"党义教育"等形式的演练和规训。若将"儿童年"纳入政治文化视野下进行考察,则可窥见国难、启蒙与政党话语之间的复杂纠葛,这包括国难教育与国民党政党话语运用的关系、民族复兴思潮对启蒙教育的冲击,以及政党意志的过度干预对儿童启蒙造成的破坏等内涵。

参政党话语体系刍议

运用"话语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近年成为理论界的热点之一,本文从现代"话语理论"出发,从理论界定、基本形态、个性特征等三个侧面对"参政党话语体系"的论题进行初步探讨。

新媒体环境下参政党话语权的构建

以新媒体环境为研究背景,分析了构成参政党话语权的要件因素,以及在新媒体环境下参政党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媒体环境下进一步提升参政党话语权,应以科学的政治准则为导向,以加强话语互动、话语特色、话语安全为主要建设方向。

国家治理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探析

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高度的权威性、独特的历史传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是阐释中国政党制度设计、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达中国政治理念的表达体系。为了形成一套特色鲜明、有言说权威、为大众普遍接受的的话语体系,在内容上,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有权威话语、民主话语和国际话语三个维度的建构内容;在方式上,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用好新媒介的宣传能力、强化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生动实践,逐步提升中国的政治话语解释力。

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的建构路径——从“一般类型”到“新型”的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其在类型层面深受源自西方的、以“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为基本框架的“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掣肘。这要求中国在与“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博弈中建构符合本国实际的政党制度类型话语。建构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既应充分认识到“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的以政党数量为划分标准的思维定势、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笼统分类、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二元对立等局限性;也应看到“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内含的追求民主政治、重视制度因素、警惕和防止权力腐败等价值;更应在遵循“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建构历史与现实的轨迹、注重“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基础的事实引证及学理支撑、挖掘“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内蕴的政治智慧、加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译介和传播等方面突破“一般类型”政党制度话语,从而建构具有解释力、说服力、传播力的中国政党制度类型话语。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国执政党话语的调整与转化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话语能力作为政党文化软实力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文化发展的需求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调整和转化,实现了由"革命"到"建设",再由"建设"到"改革"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与互促共融。在新时期,中国执政党话语能力建设更加注重话语的示范性和包容性内容,坚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现代性话语,解读好、宣传好和传播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有效引领与整合多元、差异的社会思潮,以获取广泛认同与支持,进一步巩固其执政地位。

从“有为”到“有位”: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新思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既相互监督又相互协商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既避免了西方多党制中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恶斗,又避免了前苏东地区一党制中执政党的独断专行,为中国从落后挨打到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然而在国际政党舞台,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与其话语地位并不匹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掌握国际政党制度话语权。由此可见,话语权不是等来的,而是要争来的。要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除了在继续发展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上进一步有所作为外,还必须构建科学的政党制度评价标准,创新国内外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政党制度话语表达方式,加强国际政党制度研究与交流,以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历程与经验探研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历程贯穿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全过程。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与方法,从历时性维度梳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历史进程,从共时性层面探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的基本经验,有利于精准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的时空定位和历史图景,从而为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构提供历史借鉴。

从服务型政府到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一个话语路径的分析

学术话语最初将"人民本位"和"社会本位"视为不可或缺的概念,基于现实条件和改革需要,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研究定位上的差异;政党话语坚定地坚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体现了持续性和稳定性;政府话语在政党话语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内涵,表现出阶段性。近20年来,三条话语路径形成了稳定的话语模式:学术话语开启和推动了政府话语的发展,政党话语是学术话语的源泉和发展动力,政府话语指导和推动学术话语的发展,政党话语和政府话语整合了学术话语的分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立足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新起点,三条话语路径可以通过一体化发展,推动和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更好成效。

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研究的可能路径

"代表性"是包容政党差异性的核心概念。因为没有代表性的组织势必沦为宗派,而代表某个阶级的强意识形态政党是无法强大起来的,唯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党,才能赢得执政地位。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因代表性而正名,从此有了生存的正当性;因代表力而成长,从此有了努力的方向。代表性可以自我标识,而代表力却是需要政党努力去争取。基于代表力的政党建设,需要政党与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对政治生活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及时作出回应。而这恰是各类政党发展的共同目标导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价值意蕴、内容构成与基本维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政治创造,其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既是提升国家话语权的需要,也是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的需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内容构成是对这一制度的理论表达,包括理论性话语、实践性话语、价值性话语、制度性话语的形态,具有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话语的功能指向。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需要从政治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出发,着力研究政党制度话语的学理基础、深刻内涵、文化背景与演进逻辑,彰显制度优势、传播正确声音、回应国际关切,从而提升这一制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历史唯物主义应在广义人类学这个综合性平台上整合新的研究成果,以打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各学科界线的分割,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关注元问题与理论逻辑的建构,应打造自己的话语体系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需要向跨学科和纵深化方向发展,实现思政与其他学科的深层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