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选举政治与政党重组发展前景初探——基于2024年选举结果的分析

基于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结果,探讨该地区选举政治变化与政党重组前景。根据以往选举中不同政党得票情况的起伏变化,观察蓝、绿阵营和南北政治光谱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结合政党重组的分析概念,展望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国民党在2024年立法机构选举中扭转败局,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强势崛起,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两种可能性。如果国民党在下次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中获胜,台湾地区行之有年的两党体系可望得以延续,也就不会发生严格意义的政党重组;如果民众党在未来选举中继续得分,则意味着台湾地区可能从两党政治走向多党政治。台湾地区是否会发生公认的政党重组现象,还要根据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未来选举中的表现进一步观察。

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的美国政治:认同分裂、政党重组与治理困境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选情与疫情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开展。在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爆发这一大选年黑天鹅事件的短期巨大冲击下,疫情危机、经济就业和族群矛盾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三大热点议题,关键摇摆州的民意走向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之外,影响美国政治中长期演化的深层变量为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东北部“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疏离,南方部分“阳光地带”年轻选民群体对共和党忠诚度的下降。“身份—认同”将逐步取代“经济—阶层”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并加深美国的社会裂痕、党派斗争与政治极化,使其国内治理效率进一步下降,甚至引发政治民主的退化。

伊斯兰政党世俗化改革动因及运作机理探析——以东南亚和中东宗教政党重组转型为例

宗教与民主制度的碰撞与融合,不仅是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为研究许多国家的政教关系提出新的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宗教政党在当代政治生活中保持着活跃的状态。在东南亚、西亚和北非一些穆斯林占主体且拥有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中,多个伊斯兰政党在重组后进行了温和化/世俗化转型,并借助议会选举崛起为本国不可忽视的主要政治力量。现有理论主要从社会变迁、政治学习及民主政治的制度环境等视角出发,讨论了伊斯兰政党改革的内外动因,但却难以解释为何这些政党转型的幅度往往大相径庭。本文认为,为回答上述转型的幅度问题,伊斯兰政党组织内部的运作机理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点。政党生存危机与重组行为的发生,为意识形态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外部驱动力和机会窗口。伊斯兰政党领导层的权威强度会对组织制度的模糊性强弱产生直接影响,即组织权威与组织制度之间的内部互动使宗教政党在意识形态转型方面产生幅度上的区别。通过追踪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主要宗教政党的重组转型过程,辅以摩洛哥与马来西亚两国为检验案例,本文对上述解释在不同民主制度环境下的普遍适用性进行了论证。

论西方政党重组概念——以台湾地区08年后之个案分析为例

本文主要是探讨西方政党重组的各项概念,藉由西方政党重组的内涵,评估台湾岛内在2008年后发生政党重组之可能性。欲研究台湾,必先研究其政党间的关系,而政党重组是否发生,便是十分关键的因素,因此兴起笔者研究此题的动机。至于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文献分析研究,透过西方学者对于政党重组的各项概念,来分析并预测2008年后发生之可能性,希望能提供海内外全体中国人一个观察的方向。至于本文之时间点界定,笔者选在2008年,一是因为该年有台湾地区立法委员及领导人的大选,可谓是政治势力的重组与解构,具有相当的指标意义;二者是因为透过该年的大选,可以较清楚观察台湾蓝绿政治实力的消长情况。

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

本文从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这三大历史比较分析视角,对1968年和1992年大选进行了分析。1968年大选和1992年大选都属于关键性选举,因为它们都引发了新一轮党派重组和区域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政治版图,而2012年大选的结果是1992年大选以后形成的党派重组和区域关系的延续。在1992年大选中,克林顿战胜了在任共和党总统老布什,开启了民主党此后24年(1993年至2016年)的主导地位。此外,1992年大选后所形成的两大政党在区域上的重组也一直延续到2012年大选,即中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支持共和党,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支持民主党。2016年之后的美国或许将迎来新一轮政党重组,在这一轮重组后,共和党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全球化、要素禀赋和政党重组——对欧洲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项解释

随着要素禀赋的相对变化,人力资本成为欧洲国家的充裕要素,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成为欧洲国家的稀缺要素。前者从全球化中受益,后者从全球化中受损。在内嵌式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下,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的产业工人可以获得一定的保护或补偿,从而认可全球化。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主流左翼政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改革等方式来满足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的需求,不再顾及产业工人的利益。原本作为主流左翼政党选民基础的产业工人由此陷入了没有政治代言人的困境。民粹主义政党借机填补了空白,成为维护产业工人利益的政党,相应地通过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欧元等反全球化诉求来吸引产业工人的支持。随着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欧洲的政党格局依据支持或反对全球化的不同选择而重新分化组合。

试析法国政党格局的解构与重组——政党重组理论视角下的审视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意外淘汰了在法国轮流执政近半个世纪的左右翼两大党,当时学界有观点认为,这或许是暂时现象。如今借助"政党重组"理论,重新审视该选举及随后以欧洲议会选举为代表的其他投票行为,分析选民认同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力量的持续变化,可得出结论,2017年选举是一次关键性选举,它从根本上导致了法国政党格局的断裂和变动。目前,法国政坛处于重组期,并围绕移民、欧洲一体化等议题暂时形成了以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和以勒庞为首的国民联盟两极,在两者之间是仍在分化组合的碎片化的政治力量。

从熔炉到战场:美国政党重组中的族裔角色

特朗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有着深远的政治学意义,它暗示了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和美国政党重组的深刻发展。作为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的重要组成要素,美国政党重组很大程度上源于短期的美国经济困难和中长期的美国人口结构变化。族裔移民是推动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根本力量,进而族裔问题成为理解美国政党重组的重要因素。结合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政治变化,族裔因素从三个方面推动了美国政党重组:一是以族裔群体划界,加剧了美国既有的政治极化;二是通过回流聚居,催生了新的选举人口地理;三是突破传统"政治正确",加速了"边界战争"的发展。可以认为,尽管族裔因素并非推动美国政党重组的根本力量,但族裔因素的确在美国政党重组从"文化战争"向"边界战争"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催化剂作用,美国正从族裔"熔炉"向族裔"战场"演变。

“小池现象”与日本政党分化重组

小池百合子在2016年东京都知事选举中获胜,并率领东京地方政党"都民第一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自民党惨败。2017年10月安倍首相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小池吸收民进党右派议员,进而组建全国性政党"希望之党"参加众议院选举,小池在东京乃至日本刮起一阵政治旋风。"小池现象"是日本民粹主义政治家崛起的产物,是选民对安倍政权长期以来"傲慢"政治运营的反对,是公明党在地方自治体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反映。"小池现象"所代表的日本大城市政党崛起趋势还会继续影响日本政坛。

当代美国的南部政党重组与政治极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南部各州发生了一场对当代美国政治影响深远的政党重组。在种族政治的推动下,南部保守白人逐渐脱离民主党转向共和党,少数族裔大量进入民主党,两党的选民基础和意识形态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导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共和党从相对温和变得极端保守,而民主党则越来越自由化。南部政党重组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美国政治的极化,而且共和党右转的幅度远大于民主党左转的幅度,成为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主要原因。美国政治极化在特朗普时代更加凸显,并将继续严重困扰美国政治运作。

美国政党重组中的郊区角色

美国选举政治的新近发展表明,郊区正上升为新一轮政党重组的决定性因素。随着民主党控制城市中心与近郊、共和党主导广大农村及邻近地区的格局日益明显,郊区特别是中远郊日益成为竞争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各自传统优势的迷信,民主党和共和党均长期忽视了郊区对选举的重要性的上升,而既有相关研究更助长了这种忽视。从冷战结束至2018年,尽管民主党大力推动郊区战略并取得了重要的选举成就,但由于共和党的严重忽视,郊区的选举竞争仍是自发的。自2016年以来,郊区在三次选举中持续摇摆并对最终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郊区竞争由此从自发走向自觉。共和党在2020年人口普查后的选区重划中进行的战略调整,意味着郊区竞争即将全面展开,地理要素特别是郊区对政党重组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检验。

美国政治的“特朗普革命”:内涵、动因与影响

2020年美国大选以在任总统特朗普谋求连任失败而告终,但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并未随其任期结束而消退。从中长期看,肇始于2016年大选的"特朗普革命"对于美国政治的意义可能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特朗普革命"的内涵主要包括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本土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三大要素,其生成和发展的动因在于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对美国国内多元化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冲击,民主、共和两党"对等极化"背景下文化多元主义的狂飙突进走到了"政治正确"的极端,以及社会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使得建制派精英改革能力缺失引发了社会中下层的强烈不满。"特朗普革命"对美国政治的中长期影响将表现在政治结构、政治周期、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四个方面,即加剧了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和党内分化、加速了政党重组进程、赋予了"左""右"之争新的意涵、重塑了美国国内政治议程,使"身份-认同"取代"经济-阶层"成为美国政治议题的核心,进而引发了政党的跨阶层联盟。对"特朗普革命"的深刻理解将是把握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关键。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

战后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历经巴克利时代、里根时代、小布什时代和特朗普时代四波浪潮,在调适中不断发展。为了应对结构性变迁的国际格局、持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以及颠覆性发展的新技术革命,美国保守主义试图将民族主义纳入主流话语体系。保守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必将造成民族主义大幅回潮,政党重组力度加大,对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势影响深远。

“奥巴马选民”VS“特朗普选民”:关键性选举与美国政党选民联盟重组

关键性选举理论是美国政党政治和选举研究的核心理论,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次久违的关键性选举。本文以关键性选举理论框架考察2008年以来美国选举政治与政党体制的深层次变革,以"奥巴马选民"联盟和"特朗普选民"联盟两个概念为线索,分析美国经济社会结构、政党选民联盟和政治议题变迁的作用机制。2008年以来,抓住少数族裔人口比例大幅上升的机遇,民主党成功打造了"奥巴马选民"联盟,扩大了选民基本盘,获得了相对共和党的选举优势。为了扭转劣势,共和党主流政客分别提出了"拉拢拉美裔"和"唤醒基本盘"两个选举策略。但是,均不成功。特朗普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回应了"奥巴马选民"联盟的挑战,从根本上重塑着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带来了196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选民联盟的根本性重组:第一,民主党曾经的核心支持者"锈带"蓝领改换门庭,与中南部白人联手构成了新的共和党选民联盟,成为特朗普赢得大选和共和党夺取国会多数席位的关键力量;第二,议题巨变。"反非法移民"和"把工作带回美国"一跃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并在特朗普执政后引发了公共政策的根本转向。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价值观之争: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嬗变为例

本文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分析了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价值观之争。过去20多年里,加州从共和党的票仓变成了民主党的堡垒。有不少研究将加州的嬗变归因拉丁裔人口数量的激增,甚至预言随着全美人口的族裔构成日趋多样化,加州的"蓝色浪潮"将席卷全美。然而,拉丁裔中有大量不具有投票权的非法移民,并且有投票权的拉丁裔投票率较低,因此拉丁裔的政治影响力被高估。本文从拉丁裔人口变化以外的视角解析加州嬗变的原因,认为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白人迁徙以及白人价值观的变化才是加州政党重组的根源所在。由于加州拥有独特的人口与产业结构,加州白人选民所推崇的价值观在民主党基本盘中并不具代表性,因此民主党在加州的成功翻盘也难以在全美范围被复制。

走出周期: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范式转换与议程重置

作为美国政治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政党政治研究近年频频面临来自实践的挑战。主流的政党重组/关键性选举模式、历史钟摆理论和渐进改良学派不仅未能解释为何2008年与2020年两次经济社会危机都没有推动美国政党政治进入新的周期,而且无法充分回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特朗普现象”的兴起。围绕美国政党政治演化逻辑的既有研究本质上是基于“周期范式”的学理探索,即依据经济周期决定政治周期的历史经验,将“经济—阶级”要素视为美国政党政治演化的核心变量。然而在冷战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日盛、人口结构加速调整及社交媒体带来的“对立叙事”与政治“回音室效应”愈演愈烈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美国的政党政治已经进入“后共识”与“部落化”时代。结果是,“文化—身份”矛盾正在取代“经济—阶级”矛盾成为推动美国政党政治演化的首要矛盾。传统的政党—阶级联盟问题、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与“经济—阶级”分化主导下的公共政策辩论随之不再处于美国政党政治实践议程的中心。因此,美国的政党政治研究需要摆脱周期桎梏、进行范式转换,构建一个新的以“文化—身份”要素为核心变量的“认同范式”。相应地,其研究议程也将重置为以基于价值观认同而非经济利益的政党“跨阶级联盟”问题、意识形态的外部化—极端化取向以及公共政策博弈的身份化—部落化趋势等为新的主题。

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动因、走向与影响

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政治研究分为制度研究、结构研究与过程研究三类,其中制度和结构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因此,对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深入探讨,需要综合制度性、结构性及过程性要素,构建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当前,国内外既有相关研究已形成四种主要模式:经济—阶层模式、制度—规则模式、宗教—文化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这些模式由于聚焦静态的制度和结构维度,对过程维度关注不足,因而忽视了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党政治极化的根本差异,由此欠缺对其动因、特征与影响的充分理解。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引入联盟重塑和政党重组两个相关联的过程性变量,表明美国的政党政治格局在理论上包括非对等极化、非对等协商、对等协商和对等极化四种形态,而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以20世纪70年代的国内政治联盟重塑为核心变量、以政党重组为中介变量、以政党政治格局重构为因变量,形成了民主、共和两党对等极化这一最极端形态。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化态势反映出政党政治格局的新一轮重构已开启,对等极化正进一步衍生为断层极化。

2020年大选后美国的政党政治走向及其影响

备受瞩目的2020年美国大选不仅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选民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选举,而且也成为党争极其激烈、社会极端分裂的一次选举。尽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击败在任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同时民主党人还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取了微弱政治优势,形成一党同时控制府会的"一致政府"格局,但拜登执政后仍将面临来自政党政治层面的三大结构性制约,即更趋极化的两党博弈、更趋显著的党内分化与更趋复杂的政党重组态势。上述三方面结构性制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四年甚至更长周期内美国政治的走向,由此产生重要的内政、外交影响。基于此,如何有效弥合美国的社会裂痕、如何在极化与分化的政党格局中寻求平衡与共识,以及如何在新一轮政党重组的背景下更好顺应和利用历史趋势、形成有利于本党的新的政党政治格局,将是拜登政府需要应对的三项根本政治挑战。

结构重组与过程重塑：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治在静态的政治结构和动态的政治过程两个层面都发生了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在政治结构层面,美国不仅开始出现政党重组的趋势,亦即从民主、共和两党'对等极化'的政党政治结构演变过渡为共和党占优的'非对等极化'政党政治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分庭抗礼为内核的政治理念框架,构建起一个由本土主义和全球主义相互角力为全新特征并且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在政治过程层面,塑造过去近半个世纪美国国内公共政策议程的主导性经济——社会思潮正在逆转,以反全球化和反多元主义为根本特征的'反建制主义'或'美国优先'理念构成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多元主义等'建制主义'思潮的巨大冲击,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争开始呈现出日益显著的'外部化'特征。基于此本文认为,'特朗普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意味着当前的美国政治已开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又一个重要转型和重塑期,其意义及影响将具有中长期性质。

“特朗普现象”与美国政治变迁的逻辑及趋势

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及其蕴含的政党政治重组趋势,预示着美国政治正在步入一个新周期。因此,准确把握上述现象与趋势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是理解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逻辑前提。本文认为,"特朗普现象"对美国政治的冲击体现为民主党传统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在此次大选中出现分裂,其中大湖区"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中下层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该党势力范围因此扩展到东北部,构建起了一个由南部、中西部和东北部"铁锈地带"组成的新政治联盟,进而推动形成了美国政治新一轮政党重组趋势。这就意味着,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的新镀金时代正在终结,共和、民主两党"对等极化"政治格局下并行不悖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新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正被本土主义取代,步入新周期的美国政治将更有可能回到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路径,其核心特征是在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理念与多元主义"政治正确"理念基础上的再工业化、自由放任式经济政策及文化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