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

低组织化状态下的超大国家治理与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矛盾,是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基本约束,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采取政党-国家的特殊方式,则是试图克服低组织化状态以应对内外超强压力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表明,政党-国家的最大的优点是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藉由集权的方式迅速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发挥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利用政党-国家政治的强大效能,同时也需要依靠民主法治的力量,继续推动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逐步健全和完善国家的政体形式,构建和发展公民授权体系,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文章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统地剖析了现当代中国的政党-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阐释了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思想和特征,从历史与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了20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的决定性作用,探讨了政党-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和主要问题。

从“国家-社会”到“政党-国家-社会”:乡村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

运用“国家-社会”这一视角认知乡村治理问题,将会遮蔽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其组织体系在其中的定位和作用。但实际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最本质的特征。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宜将政党带回乡村治理研究的中心,实现由“国家-社会”到“政党-国家-社会”的视角转换。这种视角转换,涉及对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及其乡村社会之间围绕乡村治理实践而形成的互动博弈关系、利益联结机制、治理运行逻辑、治理关系结构及其对乡村治理影响的深入探索。运用“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分析视角能够克服“国家-社会”的理论缺陷,更契合并能有效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组织关系、现实图景与实践逻辑。同时,这种视角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乡村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认知视野。

政党-国家-民族: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题演进与逻辑启示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政党建设、现代国家建设以及民族复兴存在联系。政党-国家-民族三维关联框架是分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演进规律的重要视角。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联合与斗争的重要机制,进行团结与建设的重要安排,实现爱国与建设的重要力量,实现凝心与复兴的治理之道。统一战线的演进遵循特有的逻辑。在政党维度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强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法宝。在国家维度下,统一战线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法宝。在民族维度下,统一战线是化解危机矛盾、实现民族复兴的法宝。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百年演进逻辑对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有益启示。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构建的三元维度——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进路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理论研究。"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进路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准确理解,既注重文化理论、文化政策与文化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注重政党、国家、社会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角色、作用及其相互协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分析范式。

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构建问题:基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考察

现代政治制度体系是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的具体体现,其有效运转的逻辑在于通过现代政党的中枢作用,实现对制度与组织及人的统合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有效破解现代国家-现代政党-现代社会三者关系问题,基于人民性、法治性、发展性和效率性等价值追求,从强化政治制度体系的价值归属、制度化水平、统合能力与发展能力等方面出发,综合构建了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多层次、联动化、体系化的党和国家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民、政党、国家和政府有机统一的国家政权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治国理政关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一体化统领关系和分工协作、整体合力的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统筹化推进关系。为推进执政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需要通过理论引领、决策引领、人事引领和组织引领四大方式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塑造、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国家现代化发展责任的担当以及国家现代化发展动力的构建等重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动力构建,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主动精神不断创造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绩效与发展文化。

西方政党-国家范式的研究进路及其评价

伴随着从精英党、大众党到卡特尔党的政党政治变迁,西方政党理论建构开始从政党-社会范式转向政党-国家范式。这种理论进展以国家共识优先于政党政治为前提,以政党-国家联结为框架,采取经验描述对卡特尔党进行逻辑论证。这虽然仍然未能脱离参照精英党原型建构起来的政党-竞选制度实践,甚至还在实践上遭到各种批判,但如果引入善政评判方法就会为政党理论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特别是由此形成的超越政党竞争范畴的理论倾向,为国家一党执政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开放性。以往政党-社会范式把一党制归结为非民主体制,但现在的政党-国家范式建构,可以不再局限于政党竞选实践,而是进入国家治理善政目标考虑。从这种研究中可以捕捉一种善政评判导向的政党理论建构前景,由此深入探究政党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对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诸种事实做出尝试性理论解释,展现政党在政治实践中的多重面相和运行机制,这对我们以善政视角全面理解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的重构:比较的视野

从比较政党体制的视野来看,中国先是在民国初期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形成了共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其后国民党以党治国,形成了典型的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断强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仍属于一种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开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强调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开始逐步向内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按照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重构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特别是推动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使执政党进入国家政权机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依靠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是加强国家建设和推动政治转型并使二者有机结合的成功尝试。

国家的三面相与政党——国家关系的三重逻辑

建立民主、独立与有效的现代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本内容,探讨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路径是多样的,本文基于对作为当然的自变量与应变量而存在于我们分析逻辑中的"国家"以及既有政党—国家关系①论述的反思,提出国家于政治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作为"共同体"、"权威体"和"界际的独立体"等面相及其特质与意义,并论述了基于国家这三种面相而形成的三重政党—国家关系逻辑,进而以全新的视角全面、深入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以及政党—国家关系等基本问题。

政党—国家网络:挑战东欧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在比较政党—国家模型看来,改革是政党-国家权力自我再生产与自我破坏的工具。权力分配的特定模式决定了不同的政党—国家在自我再生产的过程中将使用不同的工具,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转型道路。这个方法也揭示了在政党—国家运行和转型的过程中,改革的启动、顺序、速度和政治条件方面的差异的结构背景和动态背景。从这个模型的角度看,本文还指出了现有的比较改革文献在评价改革和改革战略时,由于将改革与改革的体制背景割裂开来而产生的逻辑不一致。

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

用“政党-国家-社会”范式来重新诠释、反思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机制创新,进一步开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服务功能。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组织网络,经由嵌入式治理中的功能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资源性嵌入、吸纳型政治中的“政党吸纳社会”和“政党吸纳行政”、政党统合治理中的使命型政党、政治社会化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培育等方式,实现了政党治理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行动中,以强大的政党合法性为基础,以合法性政治动员为手段,通过吸纳机制整合社会力量,通过服务引领机制提升政党服务效能,强化了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网络渗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引领、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全面推进了政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未来社会治理提供了借鉴。

信息化时代的政党变革——基于中外实践的比较与思考

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面对信息网络的发展,没有国家、没有政党能够摆脱其影响,各国政党都面临信息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那么,各国政党如何回应信息化挑战,实行党建信息化、改善内部结构、实行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密切联系民众?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既促进了对当今时代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的中外比较与思考,也促进了中外政党对回应信息化挑战的思路与对策的探讨,还深化了对世界政党共性与个性的认识。而对相关理论的共识与认识分歧,将有助于深化对政党政治的研究。

论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近代中国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失败,其重要原因是缺失一种支撑性力量,即现代政党。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国逻辑的创新性观点凝练是“政党—国家—社会”的进路,这异于西方国家“社会—国家—政党”的建构进路。但中华民国并未在新的政治原则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功转型与建构。诚然,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失败并非缘于其党治国家。而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其组织化力量的政治整合,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社会结构超复杂的民族国家,建构为一个稳定、有序、繁荣的整体。

当代中国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与过程机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内核,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奇迹”的成功奥秘。透视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和过程机制,以呈现党是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这一经验事实,有助于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从内向视角来看,党在纵向上通过“七大制度柱石”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并在横向上将七大制度以“毛细血管作用”的方式嵌入六大政权机关日常运作中,以实现党对国家“六权”的统摄与领导。这种制度创举丰富了政体类型学的既有知识,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谱系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方案”。

动态视野中的政党制度

国家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政党又是在国家和社会中形成的,政党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具有主导功能和核心地位,政党制度对国家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既有促进作用,又有约束作用。政党和政党制度建设的困境主要源于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向量变化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促使3个向量的均衡发展。

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沿革:路径与逻辑

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关键视角。就广义的政党和国家的政治关系而言,中国党政体制是一种融动员型政治、整合型政治和全控型政治于一体的政治形态。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发生和发展可从历史、治理需求、制度规范三个视角进行理解。改革开放后,党政体制进入了重大调整的历史时期,经历以“放权让利”为取向的政治变革阶段、以“提高执政能力”为目标的政党建设阶段、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体系能力建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体制改革在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等方面,既保持了改革的连续性,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全方位的集中统一领导进行重新强调。“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政体制的行动逻辑,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由于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及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复杂化,党政体制改革实际上一直在两个重心——分权逻辑和集权逻辑之间进行调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约束下,集权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体现和实现的,表现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重申和强化、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强化和全力推进、对意识形态工作及其领导权的重视和掌握、对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论证和落实。未来中国党政体制的实践与研究议题要重点关注这些方面:长期执政、反腐败、国家治理效能、协商民主、统一战线。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政体制,挖掘中国政治中潜藏的历史-社会-文化资源,加深认识中国政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仍然是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

党建引领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以豫东B街道“红色物业”为例

加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红色物业”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载体之一。在“红色物业”中,党组织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党员个体双重嵌入方式,实现了一种嵌入式引领。党建嵌入物业,不仅彰显“红”的色彩,而且具有“治”的绩效,优化了基层党的建设、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嵌入式引领,不仅仅是“红色物业”的运作机制,而且呈现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横向维度的“横向到边”、纵向维度的“纵向到底”、横纵向维度综合的网格化“嵌入式引领”。超脱“国家—社会”二维分析框架,选择“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分析框架,不仅契合中国特色化、本土化的治理实践,而且是建构基层党建研究本土性分析范式的可行性举措。

党的领导转化为制度优势的逻辑机理与提升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坚定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论断点明中国制度模式所具有的"政党中心主义"特征,深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成根源,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政党行动转化为制度效能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政党—国家"型制度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调适后的"政党—国家"体系,依托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等"内嵌"机制的有效支撑,党所拥有的理论优势、群众优势、组织优势、思想教育等政治优势被拓延到制度系统中,并转化成为制度治理优势。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发展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是更好地将政党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所在。

“领导党制”:类型学视角的中国政体新认识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体模式存在一种“道德偏见”,质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西方国家议会内政党不同,对于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建国型政党而言,政党领导并建立了国家政权,由此形成一种政党—国家体制。依据政体分类逻辑即按照政治权力中心的标准,在政党—国家体制下可以提炼出一种“领导党制”政体模式。中国的“领导党制”是由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所构成的“五位一体”模式,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领导党制”模式突破了传统西方政体理论仅从政党—政府体制角度划分政体类型的做法,为理解某些后发国家的政体提供新的类型学视角的认识。

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化

"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法治国家建构的主要政治与社会—历史背景。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克服政治教条主义、"中国特殊论"和文化守旧主义。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化,面临执政党的政治主导性与法律的"不可随意支配性"、社会层面的"分类监护体系"与法治所内在要求的"立法分类的非任意性"、"社会基本益品"的"有限准入体系"与法治所内在要求的法律的平等性之间的张力。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建构,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应遵循政法分离和人大至上两个原则,并构建合宪性审查、财政法定(税收法定和预算法定)这两大政治"基础秩序",这将有助于法治国家的实质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