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社会”到“政党-国家-社会”:乡村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

运用“国家-社会”这一视角认知乡村治理问题,将会遮蔽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其组织体系在其中的定位和作用。但实际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最本质的特征。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宜将政党带回乡村治理研究的中心,实现由“国家-社会”到“政党-国家-社会”的视角转换。这种视角转换,涉及对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及其乡村社会之间围绕乡村治理实践而形成的互动博弈关系、利益联结机制、治理运行逻辑、治理关系结构及其对乡村治理影响的深入探索。运用“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分析视角能够克服“国家-社会”的理论缺陷,更契合并能有效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组织关系、现实图景与实践逻辑。同时,这种视角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乡村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认知视野。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构建的三元维度——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进路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理论研究。"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进路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准确理解,既注重文化理论、文化政策与文化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注重政党、国家、社会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角色、作用及其相互协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分析范式。

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构建问题:基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考察

现代政治制度体系是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的具体体现,其有效运转的逻辑在于通过现代政党的中枢作用,实现对制度与组织及人的统合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有效破解现代国家-现代政党-现代社会三者关系问题,基于人民性、法治性、发展性和效率性等价值追求,从强化政治制度体系的价值归属、制度化水平、统合能力与发展能力等方面出发,综合构建了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多层次、联动化、体系化的党和国家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民、政党、国家和政府有机统一的国家政权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治国理政关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一体化统领关系和分工协作、整体合力的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统筹化推进关系。为推进执政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需要通过理论引领、决策引领、人事引领和组织引领四大方式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塑造、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国家现代化发展责任的担当以及国家现代化发展动力的构建等重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动力构建,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主动精神不断创造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绩效与发展文化。

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

用“政党-国家-社会”范式来重新诠释、反思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机制创新,进一步开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服务功能。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组织网络,经由嵌入式治理中的功能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资源性嵌入、吸纳型政治中的“政党吸纳社会”和“政党吸纳行政”、政党统合治理中的使命型政党、政治社会化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培育等方式,实现了政党治理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行动中,以强大的政党合法性为基础,以合法性政治动员为手段,通过吸纳机制整合社会力量,通过服务引领机制提升政党服务效能,强化了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网络渗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引领、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全面推进了政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未来社会治理提供了借鉴。

信息化时代的政党变革——基于中外实践的比较与思考

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面对信息网络的发展,没有国家、没有政党能够摆脱其影响,各国政党都面临信息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那么,各国政党如何回应信息化挑战,实行党建信息化、改善内部结构、实行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密切联系民众?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既促进了对当今时代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的中外比较与思考,也促进了中外政党对回应信息化挑战的思路与对策的探讨,还深化了对世界政党共性与个性的认识。而对相关理论的共识与认识分歧,将有助于深化对政党政治的研究。

论民族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近代中国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失败,其重要原因是缺失一种支撑性力量,即现代政党。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国逻辑的创新性观点凝练是“政党—国家—社会”的进路,这异于西方国家“社会—国家—政党”的建构进路。但中华民国并未在新的政治原则上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功转型与建构。诚然,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失败并非缘于其党治国家。而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其组织化力量的政治整合,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社会结构超复杂的民族国家,建构为一个稳定、有序、繁荣的整体。

党建引领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以豫东B街道“红色物业”为例

加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红色物业”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载体之一。在“红色物业”中,党组织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党员个体双重嵌入方式,实现了一种嵌入式引领。党建嵌入物业,不仅彰显“红”的色彩,而且具有“治”的绩效,优化了基层党的建设、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嵌入式引领,不仅仅是“红色物业”的运作机制,而且呈现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横向维度的“横向到边”、纵向维度的“纵向到底”、横纵向维度综合的网格化“嵌入式引领”。超脱“国家—社会”二维分析框架,选择“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分析框架,不仅契合中国特色化、本土化的治理实践,而且是建构基层党建研究本土性分析范式的可行性举措。

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沿革:路径与逻辑

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关键视角。就广义的政党和国家的政治关系而言,中国党政体制是一种融动员型政治、整合型政治和全控型政治于一体的政治形态。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发生和发展可从历史、治理需求、制度规范三个视角进行理解。改革开放后,党政体制进入了重大调整的历史时期,经历以“放权让利”为取向的政治变革阶段、以“提高执政能力”为目标的政党建设阶段、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体系能力建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体制改革在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等方面,既保持了改革的连续性,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全方位的集中统一领导进行重新强调。“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政体制的行动逻辑,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由于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及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复杂化,党政体制改革实际上一直在两个重心——分权逻辑和集权逻辑之间进行调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约束下,集权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体现和实现的,表现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重申和强化、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强化和全力推进、对意识形态工作及其领导权的重视和掌握、对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论证和落实。未来中国党政体制的实践与研究议题要重点关注这些方面:长期执政、反腐败、国家治理效能、协商民主、统一战线。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政体制,挖掘中国政治中潜藏的历史-社会-文化资源,加深认识中国政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仍然是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

以党建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党建国,是不能忽视的历史存在,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国家-社会”分析框架限制了研究者对政党主体作用的想象力,无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失序、社会崩塌的双弱格局中应运而生。作为新生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领导者,它也是整合国家意志和社会力量的组织者。文章以“政党中心主义”为标识性概念,将中国共产党视为理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关键要素,在“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从中国共产党早期执政过程的“以党建国”实践展开历史考察,深入探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关键要素,在从制度之源到现代国家建设历史之维的理论思考中,揭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思考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当今党建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对执政党建设已经取得的进展和已有成果从理论上加以梳理、概括,是党建理论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本文从四个维度,即政党政治普遍规律的维度、执政党历史转型的维度、市场经济的维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维度提出并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研究的框架问题,试图从方法论上对深化研究作出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