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转型与中国教会的调适——基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后期经历的分析

1950年前后,中国经历着政制及社会的重大转型,中国基督教会为适应这一变化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冻结一切财产的背景下,酝酿已久的"三自革新"运动得到实际推进。这一过程伴随着教会人士对"新社会"的学习认识和艰巨的"自我改造",政府亦指导并参与了对教会的改造。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因认识及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教训。

易帜后的东北政制转型及其困境——以东北政务委员会为中心的探究

易帜后,东北走上了政治体制转型的轨道,即由北洋军阀的专制体制向国民党的党治体制转变。但这种政制转型颇为艰难,突出表现为东北地方政权组织形式的难产。而究其原因,主要是奉系内在旧军阀传承的根深蒂固,使其无法摆脱军阀政治的束缚和影响,进而排斥国民党党治。对此,我们从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排名政治到'杨常事件'的善后处理就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以来阎锡山如何掌控晋政——评《政制转型与山西政治秩序重构研究》

阎锡山是民国时期一位极具典型意义的政要,他经历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而不倒,并且能够利用其理念一直掌控山西。尤其在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时期,面对纷乱的政局和混乱的社会,他纵横捭阖,使山西保持了"大失序中的有序"并呈现出独特的政治类型。为什么时代会选择他,而且他能够政治不倒,并使山西政治独特呢?《政制转型与山西政治秩序重构研究》一书对其进行了全面分析,即对"山西模式"的形成、阎锡山的政制选择以及其在变革时代的个人行为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探究。该书对民国山西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权威理性化视域下的近代中国政制转型

政治权威的转变、政治权势的转移,既是政治、社会变动的必然产物,又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社会变动的进程。纵观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政治权威理性化的演变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条主脉络。从太平天国革命、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政治建设、政治变革均因其制度选择和权威变化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不符而遭失败。历史经验表明,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权威的理性化、世俗化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先导和条件。任何一个稳固的政权,既要有足够强大的权力,也要有必需的权威。前者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的,后者则是建立在自愿服从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一个政权在拥有强大的使人服从的强制性手段的同时,还应能赢得人们自愿的服从,这样才是稳固的、持久的。

缠绕的政争:清末皖省咨议局与地方巡抚

清末政体改革后,随之地方咨议局的开设,引起地方原有权力架构的变动。安徽省内立宪派人士以咨议局为舞台,借助议案的审定,通过与巡抚的博弈,参与省内政务运作。但受限于清廷有意的设计及地方巡抚的强势,制约专权的效果有所折扣。加之国会请愿运动的受挫,促使皖省议员对清廷的态度发生转变,重新思考政体变革的路径。透视议员群体与地方巡抚的这一互动过程,一方面有助于管窥近代政体转型背景下,代议制机构引入后,地方政治权力结构的异动及各方权势关系的调配;另一方面则探薮皖省咨议局自身的诸多特征与后续省内民主政治走势的联系。此外,这亦暗含着地方层面集权制向分权制转型的潜流,更是揭示出清末民初政权转换的内在隐线。

走向共和--从合法性视角看中国近代政体“激进”变革的原因

对于近代中国政体激进变革的原因,过去人们往往采取类似西方早期汉学界的"冲击—反应"模式加以解释,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将其主要原因归于孙中山等革命派,认为是他们的思想过于激进所致。本文从合法性分析的视角出发,把近代中国政体变革理解为传统政治合法性走向危机、倾覆并向现代政治合法性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外部的"冲击"固然是强大的变革契机和"第一推动力",但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内部的潜在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变革中,维新派的康有为和革命派的孙中山等人实际上都是释放传统政治合法性危机、实现政体现代化的共谋者。因此,帝制合法性的消亡与民主共和制的确立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党”是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消除“革命党”是为了组织“政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然而,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其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回归“革命党”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一箭双雕的政治打击,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