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下政务运作

府县是明清基本行政区,其首脑知府、知县,通称府县官,是将朝廷政令付诸执行的责任人,与民最近,号称“父母”。这种既为首脑,又为“父母”的地位,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治下的各级官吏和属民,故此讲究制驭与安抚之道,也是对下政务运作的总体要求。府县官的出身不同,在实行回避制度的情况下,来到自己原本不熟悉的地方,要想实现制驭与安抚之道,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君主专制政体原本就依赖于人治,而人治的特点是依靠个人的才能、品德、理念来实施权力,进而导致府县官对下政务运作既存在制度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智慧。从文书种类、相见礼数、催征科役等方面,既可以了解对下政务运作的情况,又可以看到地方治理的问题。

走向台前的皇权:崇祯朝的君臣交流与政务运作

明代的中枢政务运作面临面赐裁决与文书行政两种决策机制的张力,至万历朝尤为明显。崇祯年间的政务运作模式则迥异于前代。由于对前代制度实践的不满以及对文官官僚体制的不信任,明思宗频繁于文华殿、平台等外廷地点召对群臣,君臣面议政事的机制成为常态;而在制度之外甚至被士大夫视作“非制”的御笔文书、内降谕旨亦构成崇祯朝政令传递的重要渠道。这些制度革新意在淡化内阁等中间机构的重要性,实现皇帝与廷臣相对直接的交流,以确保政情上达与诏令传递渠道的通畅。这一模式也为清初中枢决策体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参照,皇帝在场与皇权走向台前成为晚明、清初制度演进的内在线索。

试论秦乡政体系的运作

秦乡政基本架构是由作为县下基本行政组织的乡和县廷及各有司派驻的垂直机构并行,前者称乡部,后者为离官。秦乡政运作主要包含上行、平行和下行政务:上行政务包括上承、上请、上报等方式,下行政务包括指令办理、协同办理与直接办理等,平行政务主要有协同、制约和分司三种运作机制。秦乡政体系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政体与大一统王朝乡村治理的起点,其乡政与乡村治理模式独具特色,乡政体系的高效运作对秦的崛起及统一后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运转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蕴含的治理传统与制度基因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对中国历史上的乡政与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初的奏事体制与政务运作

所谓奏事体制,是指康熙年间形成的以奏事官为核心的文书流转与政令传递机制。奏事官最初由侍卫群体分化产生,其后逐渐演变为以内务府包衣为主的专差,职司奏本、绿头牌以及奏折的转进、下发以及谕旨的传宣,显示出清初政务处理向内廷转移的趋势。奏事体制的产生,一方面整合了顺治年间内降谕旨的颁行渠道,突破了清初章奏进御与批答处理的固有模式,淡化中间机构,建立起君臣直接交通的政务运作模式;另一方面亦构成奏折广泛行用的制度基础,借助奏事体制,与密折迥异的京官奏折在康熙中后期成为京内衙署与皇帝沟通的重要载体。

浅议耶律德光于大梁城的政务运作

耶律德光灭石晋后,在大梁城进行了一系列政务运作,以至即皇帝位,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其意在建立跨越中原、草原的大一统帝国。明确了耶律德光这一宏大战略目标,即可对其建国号“大辽”之“辽”的含义做出恰当的解读。

期會:秦漢三國政務處理的時限要求

出土秦漢三國時期政務文書中,部分標注有“恒會”“期會”“會”等。對於文書中的“期會”含義,目前學界有約期相會、時限要求與二者兼而有之三種説法。考察不同時期標注有“恒會”“期會”“會”的文書,可發現此類標注多用於規定承辦機構或吏員完結某項政務的日期。該種嚴格規定事務辦結上報時間的文書形式,是文法吏群體運作地方政務的突出特色。

明代县衙规制与日常政务处理程序初探

考察明代县衙的布局和结构,以及日常政务在其中的运行流程,对于我们理解明代县级地方政府的职能及其运作是极有助益的。文章通过对政书、方志、官箴中大量有关资料的钩辑,对明代县衙的规制、县衙的作息时间、县级政府日常政务的处理程序分别进行了考述。

实施“九化”建设 促进机关作风进一步好转

深圳市劳动局按照市委关于整顿机关作风的统一部署,在原有基础上,深入开展整顿工作,着重实施“九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business rules for the market operation. However, as a ＂latent variable＂ in statistical area, government regulations has no direct method to measure. First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observation indexe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t macro level. Secondly, it establishes the SEM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lly, policy implications about measur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are illustrated.

辽朝语言文字行用问题初探

辽朝统治者选择了既接纳汉语,也保留契丹语特殊地位的做法。在日常的政务运作中,契丹语与汉语同为官方语言,并行不悖,而擅长契丹语的“国语”林牙也与翰林学士一起,共同承担着政务运作中不同种类文书的撰写工作。此外,与中原王朝的“通事”往往地位较低且仅仅承担与翻译相关的工作不同,辽朝的“通事”一般与君主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从事着许多翻译以外的工作。从实际看,辽朝社会南北分治的政治背景直接导致了其政务运作中形成这一独特的语言行用体制,而辽人别具一格的制度创新,又促成了这一体制的长期延续。

通进银台司与宋代的文书运行

通进银台司最初是通进司与银台司二司的连称。从宋太宗时期起,通进银台司被整合成为一个由通进司、银台司、发敕司和封驳司等四司所组成的、在"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统一领导下的一个主管文书运行的信息传递系统。通进银台司作为全国文书收发的总机关,掌握全国信息,沟通君主与臣僚、中央与地方,虽没有决事的权力,却可以操控信息的流通。它连结了太多的信息和权力,对它的控制与反控制也就成为宋代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在经由通进银台司的文书运行的每一个关节点上,庶僚、宰执乃至君主都可能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而种种明枪暗箭、刀光剑影也早已展开于文字运行之间。

简牍所见“专职”士吏与汉代边郡粮食管理

出土简牍所见"将转守士吏""掌官士吏""将廩士吏""專部士吏"等"专职"士吏是汉代边塞属吏设置的特殊现象,鲜有学者关注。与普通士吏的职责多样性不同,"专职"士吏职责明确、事务专一,其中"将转守士吏"将领粮食转运,"掌官士吏"主管粮食"入受","将廩士吏"从事廩食发放,"專部士吏"负责粮食监察管理,从转运"、入受"、廩食发放到粮食监察管理,边郡粮食后勤管理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专职"士吏参与,体现了边郡政务运作在应对特殊情况时的灵活与高效,是两汉边郡政务在特殊情况下非常态化机动运作的产物,可为我们从另一侧面洞察两汉边郡政务运行机制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