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的制度设计、目标指向与优化策略

新时代在完善优化行政区划制度设计过程中,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理念是认识前提,加强党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持续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支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与方法是基本路径。在目标导向方面,应重点关注三项新课题: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着力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收缩型城市和“小县”的行政区划设置,助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作为完成上述目标的保障机制,要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各方作用基础上强化党政部门协同,在明确价值导向前提下健全论证与评估体系,系统总结我国行政区划设置的历史经验,提升调整方案的明确性,减少调整的“后遗症”。

跨行政区河流水环境生态补偿方法研究

现行的水环境区域补偿方案存在补偿要素和范围不全面、补偿标准制定不合理及不到位、滞后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等不足。针对以上问题,以江苏省常熟市为研究对象,对现行的水环境区域补偿办法进行改进,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与水环境管理要求,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根据断面水质浓度、区域用水与排污量等考核指标,提出了综合跨界断面水质类别、过量用水与超标排污等多要素的动态化阶梯水环境生态补偿测算方法。上述方法适用于跨区域之间及区域内,旨在解决现行补偿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使补偿标准更为科学合理,从而提升水环境治理水平和效果,促进水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过程

水域行政管理是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民国时期城市水上政区的建置却是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城市尚未成为独立的行政区,主要通过设置水上警察机构进行城市水域管理;1921—1943年是城市型政区创立阶段,往往以水上警区充当水上政区;1943年新版《市组织法》颁布后,城市型政区初步完善,有不少城市正式设置了水上区、水上保和水上甲等三类水上政区,其中又以仅设置水上保与水上甲的城市居多,只有重庆、广州等个别城市设置有“区—保—甲”三级水上政区。水上政区普遍层级偏少、偏低的原因,一是因为水上人口规模相对有限,没必要设置较多层级的水上政区;二是与各地市政府普遍财政紧张,需要尽可能精简行政机构等情况密切相关。

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逻辑与实践构想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调控所形成的城市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城市发展进程以及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宪法的具体规范与法治化要求。为了满足现代化的城市治理需求,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化已成必然。当前城市行政区划在区划建制、行政区域划分、行政层级设置等方面存在的规范问题,应当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法律为具体支撑,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优化调整的实践构想,以期实现行政区划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城市治理的高效,更好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贝叶斯优化模糊聚类地级行政区声环境

声环境功能区划是噪声污染管理的重要手段。当前声环境功能区划研究大多是基于某个特定的地级行政区来进行的,难以反映各地级行政区声环境的异同。该文基于134个地级行政区的人口、面积、各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和及面积占比,进行地级行政区声环境表征和归一化处理。以轮廓系数作为聚类有效性评价指标,基于贝叶斯优化模糊聚类方法对地级行政区声环境表征进行聚类分析。通过与谱聚类、K-medoids聚类、高斯混合模型聚类的聚类性能对比,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我国地级行政区声环境分为9类,城市规模和用地情况发生显著变化导致其声环境表征和归类发生变化后应重新评估当前噪声污染管理政策,并借鉴同类的地级行政区的噪声污染管理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紧凑集约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6年全国范围内演进的撤县设区数据,深入考察了撤县设区带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效应的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促使了城市空间形态松散化和内部低密度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种指标、方法以及政策滞后效应之后仍成立。(2)撤县设区政策对东部城市的空间结构松散化影响更强,且不利于其发挥中心集聚优势;相比于建设规制较弱的城市,规制较强的城市受到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为显著。(3)进一步研究表明,自主选择型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加明显,而顺应融入型撤县设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趋于紧凑化。

论行政区划变更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包括避免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规则,目前其适用的范围不断拓宽,广泛适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参与的强度不断提升。作为最起码的程序要求,正当程序既适用于英美法系,也为大陆法系所认可,并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行政区划法律规范中正当程序存在缺失或者不足,从而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变更存在违法运行、国家机关功能紊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行政区划多重价值统一的理念,通过宪法确定、法律设定正当程序,通过行政区划主体完善、在具体程序中运用正当程序,通过建立行政区划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区划程序责任等措施落实我国行政区划变更中的正当程序。

治广以狭与人地相宜:晚清南疆二道政区变迁及基层职官的选任

清代收复新疆后,南疆地区的喀什噶尔道和阿克苏道于光绪八年建置,是新疆建省的重要准备,也是清朝国家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其后以“量地置邑”及“治广以狭”为基本理念进行的政区增置和调整,则是政区设置对边防危机与治理困境的反应,突出表现了政区设置对巩固边防、完善基层治理的作用,并奠定了现今南疆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在政区设置的同时进行政区分等,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套较为成熟的职官选任体系。为最大限度地使地方社会治理“人地相宜”,作为新设政区,南疆二道虽有明确的缺分等第,却并未照章办理。政区分等与职官选拔基本背离,成为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全国州县“停部选”的先声。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即将过去的癸卯兔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顽强拼搏、勇毅前行,战胜多重困难挑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

基于水资源生态足迹的沿海11个省级行政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分析

基于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沿海11个省级行政区2005—2020年水资源生态足迹、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水资源生态足迹与水环境生态足迹变化趋势相似,总体呈“W”型变化轨迹,水环境生态足迹占比为3类水资源生态足迹账户中最高,表明水环境生态足迹是水资源生态足迹的主要产源;②4类淡水生态足迹中,农业用水生态足迹占总淡水生态足迹的比重最高,农业用水生态足迹远高于工业、生活和生态用水生态足迹(除上海外),表明农业用水生态足迹是淡水生态足迹的主要贡献类型;③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水资源生态承载力波动明显,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④水资源整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仅广西在研究期内一直为水资源生态盈余,水资源负载指数呈增长趋势且整体在II级以上,表明水资源利用程度高,潜力小,开发利用较困难,万元GDP水资源生态足迹呈下降趋势,水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一定潜力。

多尺度行政区平衡视角下耕地空间布局优化

优化耕地空间布局对提升耕地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广东封开县为例,基于“现状耕地调出-可恢复地类调入”的微观调整逻辑,综合运用空间叠加、综合评价及蚁群优化算法,构建了耕地空间布局调整模型,以调入调出数量平衡为约束条件实现了不同行政区尺度下的耕地布局优化。结果表明:(1)研究区共调出耕地1689.89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7.62%,整体上呈现出“全局零散、局部聚集”的分布特征。(2)研究区可恢复地类农业生产适宜性均值为67.04,具有开展作物种植的良好禀赋条件。(3)不同行政区尺度平衡情景下,调入结果在研究区北部空间差异显著,与镇内平衡情景相比,县内平衡情景下,调入耕地的农业生产适宜性均值提高了2.08,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均值下降了0.67。(4)两种情景下,耕地的连片性、质量及稳定性均得到提升,因不受调入规模和行政单元空间范围限制,县内平衡情景下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适当扩大可恢复地类筛选范围有利于提升整体耕地质量并降低重要生态用地筛选概率。该研究构建的耕地空间布局调整模型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为制定农用地布局优化与整治提升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

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及学术用语长期以来未曾规范化 ,影响了这一研究的学术性。因此本文对行政区划本身及与行政区划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提出定义或作出诠释 ,并厘定了一些专门的学术用语 。

基于生态原则的青藏高原行政区划调整思考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传统行政区划原则和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实践对生态因素考虑不够,甚至与生态治理产生了冲突.本文提出行政区划要注重生态原则,要以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开发作为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出发点.在生态意义重大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应该成为提升生态治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依据生态原则调整和优化行政区划,要充分发挥生态功能区划的指导作用.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是行政区划的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治理,重要生态项目的规划建设也对现有的行政区划格局提出了挑战.未来应该考虑将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促进青藏高原生态治理的手段,通过发挥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提升青藏高原的空间治理能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重新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基于“机构—功能”框架的类型学分析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空间载体与政策工具,但其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及其内涵构成的异质性在理论上始终未得到充分的厘清。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出发,将“机构”与“功能”视为理解行政区划的两种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机构—功能”框架。该框架从政区是否设有一级政府以及是否行使特定行政管理功能两个角度,区分出主行政区划、辅行政区划、准行政区划与类行政区划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作为政策工具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其中主行政区划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他三类行政区划则基于不同的治理情境设立,根本作用在于缓解主行政区划刚性与国家治理柔性之间的冲突,其空间视角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与稳固运行。

澳门地区非高等教育的政策价值分析——基于《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的政策文本

《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作为澳门地区非高等教育领域的规划性、纲领性文件,勾勒了澳门地区十载非高等教育发展的蓝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从其政策价值的三个基本向度,即价值选择、合法性和有效性分析发现,该规划体现了凸显人的发展、关照本土社会及爱国爱澳三个层面的价值选择;通过民主参与的程序和问题导向的策略获得合法性;同时因措施和目标契合度高、目标措施具有柔性与可行性特征而获得有效性,但仍有改进空间。在此规划背景下,澳门地区非高等教育发展仍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在澳内地劳务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教育发展规划的参与问题及“爱国爱澳”教育的评估等。

地方政府债务变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333个地级行政区上市企业的数据

企业创新能力强弱关乎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地方政府债务的超常规变动会削弱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动能。文章从333个地级行政区债务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地级行政区与企业创新的发展过程,考察2016—2020年414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两者联系十分紧密,考虑显性和隐性债务口径不同,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会通过融资约束机制抑制创新,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制约作用显著。为提升我国企业创新水平,地方政府应减少对当地金融市场干预,营造良好创新保护环境,制定普惠财政政策,积极引进非银行机构投资者。

行政区划改革的新趋势与新经验

行政区划改革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基础。作为国家结构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行政区划是政府组织结构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是行政权力的空间配置,被视作国家治理形式和政府组织架构的空间投影。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社会变迁,我国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呈现的新形势,深化行政区划改革成为必然要求。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推进“区界重组”、重启“撤县(镇)设市”和调整开发区与行政区关系三个领域,在系统总结汲取既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以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为抓手,旨在理顺政府职能,协调权责关系,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新时代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的实践进路

为维护司法公正,切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党的二十大再一次提出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在现行体制下,设置跨区划的检察机关,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完善试点,明确跨行政区划的层级、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级别、办理案件的类型以及如何为其提供制度保障。

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中发挥行政区划重要资源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核心要义和本质要求,更好地发挥行政区划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中的重要作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行政区划工作的重要任务。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视角下跨区域联动发展研究——以成都重点片区开发为例

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既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更加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路径选择。本文基于对成都市重点片区的深入调研发现,成都市以重点片区为载体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在顶层设计、项目联动、要素配置、利益共享等方面开展实践探索,有效破除了“行政区对经济区的割裂”。为应对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持续从管理推进机制、规划设计、项目集群建设、要素流动、功能共担配套共享等方面进行路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