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研究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制度,初以税粮多寡定政区等第,从而决定官员品级的不同。洪武十四年(1381),又根据税粮、地理位置定繁简之例决定官员考核。嘉靖年间,杨允绳提出按照府州县政务繁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分三等授官,至隆庆元年(1567)统一划分政区等第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对明代府州县“繁简”情况记载的统计,冲、疲、事繁、赋役繁重之地多集中在南直隶、北直隶、江西等省,其中运河沿线的府州县尤为突出。实际运行中,明后期多以官缺“繁”“简”来决定官员的选任,但在掣签法实行之后,根据政区等第授官的制度并未继续执行。明代政区分等制度对清代产生较大影响,明清两朝政区等第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相似性。

中国历代政区分等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历代政区分等制度,自秦汉至1949年一直实行了两千余年,分等对象主要是统县政区和县级政区,分等标准呈现出由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发展的大势,其中户口数一直是政区分等的重要指标,提高首都与边疆的政区等第是常用做法,从唐宋开始进行等第动态调整,清朝认识到等第要保持总量平衡。这些都具有历史文化的借鉴价值。当前政区情况复杂,不同市、县在各方面差异较大,历代政区分等制度可以提供借鉴与启示。秉承古为今用原则,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本文提出地级市可分四至五等,县级政区可统一分为上、中、初三等的建议,为当今政区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

清代以"冲繁疲难"四字对政区进行分等,并依据各府厅州县所占字数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将其选任权力交予地方督抚与吏部。通过对"冲繁疲难"及"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分别予以制度梳理、量化统计、GIS分析,可以看到清朝如何将千差万别的地理状况按照"冲繁疲难"四字予以标准化,作为替代性指标反映各地交通位置、行政事务、赋税征收、地方治安的空间差异,有针对性地依据治理难度来调配有限的官僚资源,包括在大一统体制下有意擢升边疆地区的级别以吸引行政能力更强的官员前往赴任。本文通过对新建立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数百万清朝官员信息数据的追踪,进一步探究了政区分等如何影响到官员的出身、选任以及晋升,为理解当代中国官员选拔制度提供了长时段的观察视角。

明代府州县的繁简与等级划分——以江西为中心的考察

从秦汉到元朝,皆以户口数量为主要指标,兼顾政治地位、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因素,把地方政区划分为若干等级。明太祖一改前代做法,先是以税粮为标准把府州县分为上中下三等,旋即又综合考虑税粮多少以及地理冲僻、事务繁简、负担轻重等因素把府州县分为繁简两等,开启了主要依照事务繁简和地理冲僻等因素划分政区等第的新趋向。到明代后期,繁简两分法被进一步发展为上中下三等制。从江西各府州县的相关资料看,上、中、下等级与政务繁简、道里冲僻、治理难易等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并不严格,说明政区等级评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标准都难全部适用。

清代省区分等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基于清中前期督抚数据的研究

中国古代素有政区分等的传统,但正式的分等制度主要集中在州县等基层政府,对高层政区尚缺乏讨论。论文以总督和巡抚的来源职位品级作为参照,度量了清代中前期高层政区的实际地位,并考察了社会稳定风险与赋税多寡对省区地位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各省区之间地位确有落差,其地位落差主要与当地的经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社会稳定因素对总督地位有较为稳定的显著影响,而赋税对巡抚地位的影响更为明显,表明总督与巡抚职能有所分野。这种非正式的分层与分工的制度安排,强化了清代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清代省区分等与督抚分工对理解当代人事制度与行政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政区分等与循等升迁增加了现代官僚制中的晋升阶梯,有利于强化官员激励、增进组织培养;另一方面,当代党政关系也可以从督抚分工中吸取传统行政管理的智慧,在坚持以党领政的原则下,党政职能进行分工,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多目标任务,应对国际国内多重挑战。

《秦疆治略》的价值和特点

《秦疆治略》是一部地方志书,对当时陕西各政区的基本情况作了简要的记述,保存了不少珍贵的经济资料、人口资料,并对当地的治理提出了一些对策,特别是在每个厅、州、县名下标注该政区的分等,是此书不同于一般志书之处。通过《秦疆治略》,可以对道光初年陕西各地情形有一个大体了解,虽然简略,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