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新区行政区化的趋势及遏制——以深圳市为例

深圳市新区行政区化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必将严重影响新区未来发展。该文分析了新区行政区化趋势的明显表现,认为定位困扰是新区行政区化的根本原因,要有效遏制新区行政区化趋势,应该从提高认识、改革创新、扬优抑劣、赋予更大的自主权和激励等五个方面化解定位困扰。

从权力分割到政区分离--北宋古渭寨政区化研究

熙丰变法中的熙河开边以古渭寨升级为通远军为重要节点,而这一政区化过程有着显著的阶段特征。中央派遣官王韶在与秦凤旧有势力的斗争中确立了古渭寨的基础地位;市易司从秦州到古渭寨的迁移展现了市易司对秦州地方经济权力从权力分享到权力分割的转变,标志着政区化的展开;秦凤缘边安抚司的设置对秦凤路的军事权力分割加速了古渭寨的政区化进程;通远军的设立对秦州进行政区分离,昭示古渭寨政区化的完成。从古渭寨到通远军的政区化过程既代表了熙丰拓边预备的完成,又体现了统县政区调整中政治因素的绝对主导地位,并以其过程的阶段分化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新置统县政区的一种生成路径。

从申息一体到秦汉南阳郡:汉淮之间的政区化进程

从西周至汉初,汉淮地区是南北、东西政治、文化交错的十字路口。本文以位于南阳盆地的申与淮水上游的息为例,分析了两地所在区域的演变历程:从西周南土的申息二元格局的出现,到春秋时期的申息一体化,再到战国时期宛郡的形成以及秦汉南阳郡的设立与郡界变迁等,这既体现了汉淮之间的政区化情形,也反映了早期王朝在地方上的统一进程。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行政区划扁平化与新型县域治理:基于“省直管县”的经验证据

县上承省市、下统乡镇,是稳定和完备的一级政府,一直处于垂直互动的节点。“省直管县”改革,是以县为基点的行政区划扁平化设计。组织再造和资源重组,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县域的组织结构、治理资源、城乡一体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制度绩效。然而,基于权力部门的条块分割和路径依赖,改革没有与之匹配的专业技术、晋升平台和制度环境,人事扁平化的运作并未突破既定的制度设计和新型委托—代理模式。因而,超越试点的制度遗产,从理论和实践上回应当前的县域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间的资源配置,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统一,积极探索智慧政府的技术扁平化,因地制宜地探寻行政区划改革的突破口,是新时代县域治理的核心议题。

清代东北蒙地政区的内地化——以长春、昌图二府设立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在东北蒙地推行盟旗制度,乾隆中后期后,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清廷“借地设治”,建立起一批内地型政区。这之中长春、昌图二厅(府)就是最早出现的两个内地型行政建制。此二厅在行政建制上均经历了由理事厅到抚民厅的发展阶段,并最终演化为吉林长春府与奉天昌图府。在职权范围上,长春、昌图二厅(府)也由建制之初只管理民人事务,发展到政务几乎无所不包(地税等除外)的内地型州府。通过对长春、昌图二地设置之原因、行政变迁之经过、后续之影响的考察,可以略窥东北蒙地行政建制变迁之概貌。

海南政区碎片化问题研究

政区碎片化是当前行政区划和区域治理中亟须面对的一个困境,也是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目标实现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以海南省为例,基于准行政区划视角系统地探讨了海南的政区碎片化问题。海南的行政区划受到不同时期国家战略和历史政区设置的影响,政区碎片化现象日趋凸显。海南的政区碎片化主要表现为横向的地域碎片化、纵向的职能碎片化以及基层政区马赛克等三种形式。在详细梳理政区碎片化类型的成因及其影响后,提出了海南省行政区划调整的思路和建议。建议海南省应结合当前的自贸港建设,加快行政区划调整的步伐,理顺权责的主体分配,协同推进区域一体化;优化权责的层级归属,协调纵向职能一贯性;强化基层政区设定标准,推进基层政区的规范设置。

行政区划调整与规划管理体制完善——以佛山市为例

佛山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在市—区—镇三级政府中实现从垂直管理到扁平化管理的转变,政府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城市战略层面的决策和全市宏观协调管理上,使各区之间由竞争关系向协同发展关系转变。同时,建立有佛山特色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规划管理行政架构,成立推进“2+5”组团规划建设的领导协调机构,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对城市宏观调控管理的职能。

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

1、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 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的发生,使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而工业生产的集中促使了城市化的发展。进入19世纪以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明显加快,村镇向城镇发展,小城镇向城市化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大多发达国家已经过了城市化的初始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据《1989世界发展报告》显示,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均在80％以上。

中国开发区的法律地位问题刍议

中国开发区的法律地位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涉及到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由于目前中央层面的相关法律条文处于空白状态,导致中国开发区的总体立法走向、直接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配套管理机构的法律依据都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只有分层次、抓重点和有步骤地思考开发区的法律地位问题,才能有助于中国开发区法制建设的长远发展。

建国60年中国城市体制的变迁与改革战略

建国60年来形成的以地域性行政建制为主的中国城市体制,存在明显的"过度行政化"弊端,城市行政层级过多(包括省级、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建制镇五个层级)、城市型行政区的地域化、城市政府间的横向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为适应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彻底改革行政层级控制和权力收放的传统"统治"模式,建构起一种以治理型城市间关系模式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宏观管理的新体制。

秦代乡里编组的形成:聚落设计与行政体制

在秦代国家的制度设计中,里是百户以下、有垣墙的聚落。里的户数与垣墙两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在长期的民众自发需要与国家塑造交互作用下,秦代存在不少偏向垣墙本位的封闭聚落,以封闭之里为国家统治的基本单位。由于民众已走向散居,乡作为管理人户及其附着地域的官,必须依就近人户所居之里的原则设置,而非简单以面积或户数为标准。在远离县邑及其附近仓、田诸官的离乡,只能由乡代行管理垦田、廪食等本属于其他诸官的职能,具备了后世政区特点。这一政区化趋势的起点在于秦代里的地域性与就里设乡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