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洞庭湖政区变动与边界类型构建研究

间歇性洪涝灾害与持续性泥沙淤积是民国时期洞庭湖政区变动与边界类型构建的关键因素。民国时期长江上游泥沙淤积至洞庭湖中部、西南部、东部,新淤洲土引发利益纠纷。为解决纠纷,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仿清末设置南洲直隶厅的经验来筹设东湖设治局,但因湘、资二水影响而设置未成。在边界类型构建上,民国洞庭湖政区边界可以分为以河为界、以堤为界、以湖为界、以高辨识度的地物为界四种类型,而这无疑是民国洞庭湖区空间地理基础与人为政治过程不断互动调适的结果,也是洞庭湖区“地理特性”的重要象征。

作军之难——宋代江阴军的政区变动及其困境

宋代的江阴在军、县之间三次变动,军事态势与行政成本是决定政区升降的关键因素。设军之目的,南北宋存在差别,北宋主要是出于管控地方的需要,而南宋则是为了抵御北方政权南侵,拱卫临安。县与军的性质和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主要管民政,后者的重心则是军事。有宋一代,江阴设军的时间长达256年,这对地方行政管理造成的困境表现为:行政成本增加、军需负担加重、军民关系紧张、影响市舶贸易、军县矛盾及州军竞争。这些困境,在军政区中具有普遍性。

地方开发、环境变迁与政区变动的相关研究——以清代宁夏府新渠、宝丰二县为例

新渠、宝丰二县政区变动是清代前期宁夏府行政区划沿革史上重要的事件。该文通过系统考察新渠、宝丰二县政区的沿革过程,探讨了地方开发、环境变迁与基层政区置废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在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地方开发、环境变迁等因素对政区变动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各有所侧重,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国共斗争过程中的县级政区变动——以光泽、赣榆为例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福建光泽县和江苏赣榆县都曾经历了被划归他省,后又回隶本省的过程。光泽从福建划归江西,是国民党出于围剿中共苏区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政区调整;而赣榆从江苏划归山东,则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为了夺取政权、巩固解放区而采取的政治措施。本文通过分析两县的归属变动过程,展示了政治需要与沿革传统、行政管理需要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在政区变动上的角力过程。在特定时期,政治上的需要会压倒一切,成为影响行政区划变迁的决定因素;而当政治需要逐渐褪去后,沿革传统、行政管理上的便捷等其他因素又重新发挥作用。

清代地丁税数据信息与政区变动

地丁税是清中前期最重要的财政收入,而系统性的数据尚不多见,前人研究多集中使用梁方仲先生整理的《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不同年代的《缙绅录》中也收录了不同层级的地丁税数据,并随时更新,这些线索在朝鲜使臣《燕行录》中也有所体现。通过比对《程赋统会》和方志等其他史料,有几点发现:首先,自康熙年间至乾隆中期,至少有四个不同时间断面的数据大致可用;其次,伴随官员调动和政区调整,县级地丁税数额也随之修订更新;再次,从数据质量来看,县级数据整体上应优于府级和省级。考证结果提醒量化史学者关注该系列史料。

行政区划变动后的内江经济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资阳地区,将原内江市管辖的安岳、乐至、资阳、简阳4个县(市)划归资阳地区管辖。新内江市所辖市中区、东兴区、资中、威远和隆昌5个县(区)。安岳等4县(市)的划出,带走了原内江59.7％的土地面积,62.8％的耕地,54.0％的人口,51.6％的国内生产总值,46.5％的工业总产值,64.7％的农业总产值,46.6％的消费品市场和37.7％的固定资产投资。内江的自然资源、生产力布局、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行政区划重构逻辑

近年来,我国行政区划变动比以往更大幅度地展开,表面上看似乎仍然是以撤县设市、撤县设区、城区重组等为主要形式,但实际上却在悄然进行着大规模的重构。根据全国范围的大样本分析与深度调研发现,当前全国行政区划重构正在经历着空间-体制的双重逻辑转变:空间维度从城市自发需求向全国战略布局引领的提升,体制维度从局部性变化向全面结构性优化的转型。十八大以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更完善的体制与空间基础,行政区划优化战略重要性不断提升,由此生成行政区划重构的新逻辑,开启行政区划发展的新方向,这势必对我国的未来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更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动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向纵深发展。

民国时期贵州雷山设治局的设置与治理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通过设置设治局来加强对边疆地方的控制,并向县制过渡。南京国民政府设置雷山设治局,是综合考虑区域治理需要和民众意愿的结果。雷山设治局建立后一方面调整和完善组织机构,一方面积极发展交通、教育和经济建设,实现了设治的初衷。雷山设治局的成立及其对地方的建设,既反映出政区调整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亦体现出设治局制度的变迁轨迹与总体趋势。

宋代高邮军行政地位的升降及其驱动力——兼论军政区设置的意义

宋代高邮受到漕运、行政成本、政治改革、南北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政区性质在军、县、州之间数次变化。北宋初年为征伐南唐及强化对新获之地的控制,高邮由县升军。北宋中期的降县和复军,主要是受熙丰变法及漕运的影响。建炎年间为笼络薛庆,升其驻地高邮为承州,统辖天长军,割兴化县来属。绍兴初年,镇抚使失去价值,故废承州为县。绍兴末年高邮再次升军,此后政区性质未变,但辖县有所调整。孝宗朝兴化县两次割隶高邮军,这与其“北伐”失败后内修民政、经略江淮,以图收复中原的战略措施相关。军政区的设置满足了广阔地域差异化管理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基层政区军事力量薄弱的缺陷,节约了基层行政成本,并使行政体系更具灵活性和稳定性。

清代新疆行省体制下政区建置的几个问题

新疆行省体制下的分县拥有独立于所属县的治权,应等同于县看待。多数的府不设附郭县,而是保留了原有的直辖地,是清政府因地、因时制宜对府级建置辖地规则做出的合理变通。南疆新设州、县命名的突出特点是沿用汉代地名,体现了清统治者巩固与强化对这一地区统治的政治期望。政区建置变动以升置和增置为主,个别政区隶属关系、治所与辖境的变更值得关注,反映了地方利益集团博弈对政府决策和政区建置的影响,体现出建省前后新疆政治、经济、地理方面所产生的变化。行省体制下的新疆政区建置变动频繁,并没有达到成熟状态,与建省前相比,新疆政治格局延续了"以北制南"的传统方针。

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及其对城市化的贡献：1991-2010

城市不同来源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城市化的不同路径和涵义。文章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区划变动增长规模最大,迁移增长最小,自然增长居中,但总体上均规模不大,差异较小。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及其所带来的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城市三大来源的人口增长规模均呈增大趋势,特别是迁移增长规模迅速增大,1996年一跃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一来源和提升城市化率的第一因素。到2010年,城市迁移增长人口对城市化发展20年的累计贡献度迅速提高到15.24个百分点,已接近城市增长人口累计贡献的56%,分别是同期自然增长人口及行政区划变动增长人口的4.27倍和1.8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