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

蒙古帝国和之后的元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有效治理,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东移到滇池地区。为了达到此目的,蒙古帝国首先以云南的主体民族"乌蛮"的"部"为基础,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元代又在万户府、千户所的基础上设置路府州县,这些举措使云南行省得到了稳步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也促使"乌蛮"由单纯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朝着现代民族方向发展。

清代安多民族聚居区的政区设置变化及其原因

安多民族聚居区作为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西南接壤西藏,成为清代中央政府掌控西北番民、安抚西藏及新疆的战略地域,也是治理西藏的要冲地带,因此其地理位置显得尤为重要,行政设置也变得头绪纷繁,但也有规律可循。无论政区设置如何多变,民族地区的稳定仍是这一时期行政设置变化的主要原因。

从政区设置看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边缘化历程——以13～18世纪的云贵川交界地区为例

政治边缘化是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13～18世纪中央王朝在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政区设置，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的政治变化状况。通过这些政治变化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在这一时期是经历了政治边缘化的过程的，而这一状况主要是由当时政治大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

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行政级别、规模范围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区划设置是国家区域治理重要的制度规划,政府以层级式、分块式的区域划分实现对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由行政级别、规模范围两个维度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制度(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密度)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行政区划制度包含层级式与分块式两个维度的设计规划。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行政级别设定确定了不同层级城市的职能权力、财政规模,建立形成了区域内梯度化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范围的管控对城市客观存在的扩张需求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区域及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设计、政策引导。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分别由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三个维度提出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影响的研究假设。研究再利用2003—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政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两个维度得以实现;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出正N型关系,当市辖区人口规模处于47万~105万人时由于政府治理与城市规模扩大之间的不协调,显现出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抑制作用;幅员面积对城市经济密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并不能够有效推动城市集聚发展。最后,研究提出以下通过行政区划设置工作提升城市经济密度的政策建议:重视行政级别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关系,协调二者关系以促进区域及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完善城市规模控制的体制机制,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合理化优化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从国家战略层面和顶层设计角度进行城市幅员范围的规划设计,充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实现高效集聚。

清代边疆政区设置的变通与调适——以塔尔巴哈台为例

清代塔尔巴哈台地区设立厅级行政区划的时间至少应追溯到光绪八年,而非目前所认为的光绪十四年。该地乾隆三十一年所设的"管粮理事抚民同知"已经具有了建置厅的实质,但因其以佐贰的身份和"借调"的形式任职而未被清廷认可。之后改设的"粮饷理事通判"经过光绪初年的几次演进,到光绪八年已经完全具备了建置厅的外延与内涵,应视为建置厅。

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

13-18世纪金沙江以东的云、贵、川交界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变化趋势表现在: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这一时期本地区地方部族力量的不断减弱与中央权力的逐渐加强是导致这些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道武帝之后北魏在新占地区的政区设置

北魏如何在政区设置上结束五胡十六国局面、开辟南北朝对峙政治新局,是北魏政区演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版图变更和政区设置的角度,探讨北魏在灭亡后燕以后国家在空间上的快速成长过程,据此进一步证实学界关于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军镇化的判断,确认政区设置军镇化在南北对峙的边疆地区同样存在。只是在北魏时期,内地军镇体系倾向于为州郡体系所取代,而在边疆地区,因军事职能需要,两者比峙并立。本文的研究亦证实徙民是北魏政区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边疆危机、移民实边与政区设置——以晚清吉林蜂蜜山地区为例的讨论

在晚清东北边疆危机的背景下,移民实边成为维护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手段;边疆危机与移民实边的双重影响,推进了边疆政区的设置。通过对吉林蜂蜜山地区放垦与设治这一历史进程的审视,可以看出边疆危机是引发移民实边的契机;移民实边促进了政区设置的进程,亦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边患。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清末东北政区设置的特殊之处。

以西安为中心的政区历史设置之特点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中国历史前期的重要都城及唐代之后西北及西南地区的核心枢纽,历朝历代对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的政区设置都极为重视。从秦代设置内史到汉代设立三辅及至唐代设立京畿道,基本都是以西安为中心,其管辖范围涵及今天陕西关中地区、甘肃陇东、山西晋南及河南豫西部分县市,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域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更应发挥西安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与引领作用,为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适度调整政区设置应是不错的选择。

明代广西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探析

明代广西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有着多方面原因,宜山县的三个土司政区在设置之后,又划定了各自的政区管辖范围。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是明廷对宜山县治理方式进行调整的过程,不仅对该地的社会稳定与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政府部门跨行政区划设置的法律问题研究:以跨省域为例

当区域公共问题成为多个地方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时,靠调整行政区划显然跟不上区域协同发展进程,而依靠政府间联席会议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又存在缺少统一规划和执行力差的问题,政府部门跨行政区划设置便应运而生。如何设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面要保证其效率性,有利于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要保证其合法性,跨域政府部门的成立需要有法律基础。无论是“现实模式”“可能模式”还是未来的“理想模式”,跨域政府部门的成立都需要兼顾效率性和合法性。

城乡发展新格局背景下海南省“十四五”行政区划设置优化分析

围绕加快推进“十四五”时期海南自由贸易港行政区划改革创新的战略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区划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从发挥行政区划本身的资源配置作用、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实现行政区划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城乡发展新格局背景下海南行政区划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十四五”时期优化海南行政区划设置的思路和对策。

海西州行政区划设置工作刍议

行政区划是行政区域的划分,是国家根据政治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将全国的地域划分为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个行政区域设置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国家管理体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科学合理设置行政区划,是提高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效能,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区划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州循环经济实验区建设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现行行政区划问题日益显现,在许多方面制约了海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我对全州行政区划现状、现行行政区划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对我州行政区划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

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区,在政区设置上表现的是典型的犬牙相入格局,其形成过程是在元明清三代。追溯其原因,主要是唐宋以来,本地区作为政治边缘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本地区民族关系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唐宋以来犬牙相入政区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试论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变迁的特点

中国历代政区制度在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即历代政区的变迁呈现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共存，设置政区的等级和密度受人口、形势、经济影响很大，县级基层政区较为稳定而一、二级政区变动较为频繁，边疆政区设置受民族因素强烈影响而出现与内地政区的差异。这些特点，是符合中国历代王朝对广大疆域和众多人口的行政治理需要的，同时也对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凝聚力，以至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错壤的政区、流动的河流与以“漕”为大的区域社会: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域动乱研究

明清时期朝廷视漕运为国之大计,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直鲁豫三省交界区域,既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又为漕运所必经之地,然明清时期该区域动乱多发,即使发生于周边地区的动乱,亦会因卫、运相连而波及本区的绝大多数州县,给区域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并威胁到漕运这一朝廷的经济命脉。该区域动乱发生的次数,以明崇祯末年和清嘉道以后为集中时段,且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这与明清两代的盛衰转变呈正对应关系。而该区域动乱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生态环境不稳定、百姓争夺稀缺资源以求生存外,三省交界的特殊环境,政区分属的各自为政与河流的线性流动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也严重影响着该区动乱发生。政区交界的动乱问题,必须从行政区划设置、地域环境与区域社会之间互动关联的视角综合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