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政商旋转门”: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法律原则规约与法律秩序重塑

公务员退出是公务员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退休、辞职等离职现象又是公务员退出的一部分,但公务员离职存在着“政商旋转门”的不良风气,容易对国家公共利益造成危害。因此,应在兼顾原则、均衡原则、适当原则的价值引导下对公务员离职进行法律规范,但现阶段“政商旋转门”法律治理实践存在受领导干部个人偏好与价值好恶影响、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协同效应不足、具体可操作的法律条文与政策解读比较欠缺、离职公务员汇报之后的后续工作存在较大的缺陷和不足等问题。基于此,应坚持双重价值导向下的秩序理念强化,健全与强化“政商旋转门”法律体系,精准化完善“政商旋转门”规范框架,以良法促进公务员退出管理善治。

打破“政商旋转门”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组部18号文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推出所带来的官员独立董事成批辞职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探讨"政商旋转门"关闭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官员独立董事辞职显著降低了该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融资依赖越高、所在地法治环境越差、寻租越严重、政府干预越多的上市公司,官员独立董事辞职的股价稳定效应越显著,从而说明"政商旋转门"关闭能够带来融资约束趋严效应、监管实施强化效应、寻租行为中断效应和政治负担减负效应,从而有效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规范官员兼职等净化政商关系的规则和举措,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

我国地方政商关系相对西方模式的特色优势

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层面的基本制度差异体现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三个代表”属性的长期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央地关系上中央政治集中的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的经济自主权。这些基本制度差异使得我国地方政商关系必然与西方模式有重要区别:地方政商关系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是政府而不是私人企业;地方政府扶持私人企业的动机是发展本地经济及赢得地方间经济竞赛,而不是与特定私人资本利益集团的权钱交换,从而这一扶持会更为一视同仁且更加用心用力;政商关系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基于私人资本利益来界定,因此分别涉及人、信息及金钱之“交流”的政商“旋转门”、政治游说及政治献金是非法的。地方政商双方都要认清上述区别的客观必然性并以此指导各自政商关系行为,进而形成促进政商关系向“亲清型”发展的主观自觉性。此外,基本制度背景还使我国地方政商关系具有向“亲清型”发展的内在趋势,而要推进其实现则还需加强对地方政商关系的上级监管与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