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官关系视角下日本“官僚主导”的历史渊源

日本“官僚主导”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战前的三个历史时期,分别是太政官时期(1868-1885)、内阁时期(1885-1931)和十五年战争时期(1931-1945)。明治初期,政府任职官僚主要来自推翻幕府统治的西南各实权藩阀,成为国家实际掌舵人。内阁成立后,政党势力虽试图与官僚相抗衡,但官僚仍超然于政党渗透之外,发挥实际影响力。九一八事变后,“新官僚”登场,并在进入战时统制经济后进一步发展为“革新官僚”,通过掌握物资的供应与分配,占据决策主导地位,并为战后官僚主导模式奠定了基础。

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

野田内阁,随着政官关系变革态势的减弱并遭受顿挫,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政官关系定位不准,不仅导致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也削弱了其决策效益与执政能力。

民主党执政后的政官关系

民主党执政后锐意推行"政治主导"路线,致使日本沿袭多年的"官僚主导"统治结构受到强烈冲击。但由于官僚系统的抵制及民主党的先天缺陷,这场旨在打破"官僚主导"体制的攻势逐渐减弱,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后退。东日本大地震后,政府的赈灾不利更凸显了民主党执政团队在驾驭官僚队伍方面的失败。这一轮政官博弈最终以民主党放弃其竞选公约中的部分承诺为代价,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妥协。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

基于'政治主导'的政治理念,民主党政权在政策决定过程领域推行政官关系变革。历经鸠山内阁、菅内阁与野田内阁,随着政官关系变革态势的减弱并遭受顿挫,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政官关系定位不准,不仅导致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也削弱了其决策效益与执政能力。

官邸主导下的安倍内阁决策过程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基于“官邸主导”的政官合作关系,延续自民党的施政方针,试图冲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的限制与桎梏,谋求释放日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实力。其中安全与经济发展是安倍政权的两个主轴,具体举措为:其一,改革战后日本的安保政策,以巩固日美同盟的方式,行使集体自卫权;其二,推行“安倍经济学”,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力量作为发展保障,同时以外交为辅助手段,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安倍内阁不断强化首相官邸主导权,使政策决定过程中党内议员和官僚集团的阻力大大减少,政策和措施得以顺利落实。

“漂流”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尽管美国式全球化遭到挫折,但日本应继续改革政府主导发展模式,鸠山政权对此未能提出明确的目标。民主党主张将官僚主导决策过程改变为政治家主导乃至首相官邸主导决策过程,但能否在削弱官僚决策权与利用官僚专业知识、能力之间掌握平衡仍存在疑问。中日关系具有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但因地缘政治及民众感情差距,民主党政权仍将在领土、安全、人权等问题上保持对华压力。

日本公务员制度及其改革的效应分析

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核心举措可归纳为:强化内阁对公务员领导力的同时,提升公务员对政治的回应性水平。其宗旨在于根除"官僚主导"型政治残留、巩固政治主导型体制。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最终能否实现改革的良好愿景,仍需进一步观察。这对于探索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Meetings

CEO Howard Kerr of BSI with a delegation Visits SAC and CNIS Mr. Ji Zhengkun, the administrator of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C） met Mr. Howard Kerr, the CEO of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 with a delegation of five on Aug. 23, 2010; the two sides highly appraised goo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and achievements between SAC and B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