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合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高管学术背景与政府创新补贴的调节作用

在梳理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高层梯队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及机制,并将高管学术背景和政府创新补贴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实证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比例较高时,这一效应更加显著;高水平政府创新补贴同样能够增强这一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增强自身对环境变化感知的敏锐性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基于政府——企业——金融合作的大数据资源开发研究

大数据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受到了各类行业的重视。传统金融行业在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后,也开始积极开发和利用大数据资源。但由于自身力量较为单薄,随之而来的问题难以有效解决。本文基于政府—企业—金融三方合作,针对金融大数据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提出应对策略,为各方机构合力开发数据资源提供了新的路径。

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与政府监管

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但尚未引起必要的学术关注,更没有得到必要的政策覆盖。科学界定、细致识别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改进公司治理、改善政府监管,不但有利于企业自身健康地、规范地发展,也有利于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改进,应该健全基于穿透式披露的关联交易和关系融资决策程序、风控体系,应该规范破产方案和跨境并购重组方案的审查制度,并可以考虑对高管与董事的薪酬决定机制进行改革。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的政府监管改善,应该在企业自身穿透式披露的基础上,建立适当的资金流监视与预警制度,并且应该加强对涉嫌金融犯罪的调查与执法工作,以及强化国家协作机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金融敏感性企业集团的议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敏感性,需要在深入研究和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合理平衡的、适可而止的公司治理指南和政府监管框架。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1年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这一效应随政府补助的增加而加强;其次,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政府补助能够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再次,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使用非“四大审计”、成立年限较长、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在地区银行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也更强。

政府审计、管理层特征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10—2018年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管下,国有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和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非金融企业高管政企合作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负相关,高管晋升特征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规模显著正相关;政府审计对上述关系起到不同程度的监管和威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显性金融资产受缚会使影子银行业务增加。这对于防止国有企业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研究政府审计影响国企高管决策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国家审计机关应对存在晋升预期的高管所在国企,增加审计力度和审计资源供给;同时,国有企业方面应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降低金融资产错配率。

金融投资对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企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微观形态,是创新驱动在微观领域形成的先进生产力。本文以知识生产函数为基础,基于2008~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对其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投资抑制了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而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能正向调节金融投资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抑制效应。路径分析表明,金融投资通过创新投入、发展能力与经营能力三个渠道影响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本文丰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对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并为企业进行合理投资分配以及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启示。

数字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政府研究与开发(R&D)补贴协同作用的分析

随着中国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的创新产物,对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值得探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探究数字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理论,探究政府R&D补贴在数字金融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的协同激励效应;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三阶段模型,对2016—2020年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测算,运用Tobit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究政府R&D补贴与数字金融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整体技术创新效率不高,且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具体来看,纯技术效率明显高于规模效率,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政府R&D补贴与数字金融在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具有协同激励效应。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对策建议: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技术创新效率问题,同时政府需要发挥引导性作用,强化政府R&D补贴在数字金融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激励效应。

日本对外援助中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研究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是日本对外援助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经过对外援助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沿革,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包括资产协力型、社会贡献型、社会责任型、创造共享价值型在内的多种合作模式。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二者合作模式未来可能产生的变化对日本对外援助事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社会组织与多元主体协作,以促进中国对外援助事务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监管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金融决策分析

绿色金融在中国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愈发凸显,成为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文章在政府监管框架下,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构建了一个包括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的约束,对异质性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特定条件下存在着异质性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积极监管的稳定均衡状态。政府提高监管积极性将加速系统达到这一均衡状态,表明地方政府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创新成本、声誉效益、技术溢出、政府补贴和罚金等因素也会对企业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因此,政府监管的积极性成为推动企业和整个系统朝着绿色发展方向演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在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异质性,通过调整创新成本等因素,激励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绿色技术创新。

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企业融资的非线性影响——兼论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

在地方政府债务与民营企业融资渠道高度重叠的情况下,识别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对深化认识地方政府债务微观效应和更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民营企业融资的内在机理,利用2015年—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民营企业和省际地方政府债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会挤出民营企业信贷融资,且存在单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低于门槛值时,其对民营企业信贷融资无影响;当高于门槛值时,会挤出民营企业信贷融资。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和行业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可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企业信贷融资的挤出效应。鉴于此,应提升地方政府债务支出与民营企业投资的耦合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财政货币协调,优化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制定差异化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和稳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

政府隐性担保退出与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来自国有企业去僵尸化的证据

政府隐性担保退出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我国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程度仍旧较高,因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是否会受到政府隐性担保退出的影响,值得研究。本文将政府隐性担保视作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构建了政府隐性担保退出影响国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实物期权分析框架,并基于2015—2022年的数据,将国有非金融企业去僵尸化作为政府隐性担保退出的代理变量,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中政府隐性担保退出会降低影子银行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存在业绩压力增加、金融投资回报降低及创新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地方国企、城市信用环境较差地区及政府债务可持续水平较高地区,政府隐形担保退出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政府隐性担保及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研究,为我国治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府补贴、数字金融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抓手。政府补贴和数字金融是纾解企业转型资金要素不足的外部资金来源。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政府补贴和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倒U型关系,数字金融对二者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使得曲线更陡峭。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持续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但应充分考虑补贴的合理范围;加快发展数字金融,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完善配套服务,强化政策引导。

政府与民营企业合作模式下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机制研究

文章探讨了政府与民营企业合作(特许经营)模式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机制。首先分析了特许经营模式的核心特征及其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应用,强调了风险和收益共享的重要性。其次探讨了政府和民营企业在这一合作模式中的角色与动力,突出了双方互补性及其在资源优化和项目效率提升中的作用。还探讨了融资机制设计的原则与面临的挑战,强调了风险合理分配、资金效率最大化和项目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最后,详细分析政策与法律环境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影响。

农村内置金融合作社中政府职能定位研究——基于河南信阳郝堂村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力量。农村内置金融合作社激活农村内生发展动力,有效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有利于实现乡村共同富裕。以河南信阳郝堂村为例,政府兼具引导、监督和间接参与角色,帮助农村致富脱贫,但制度供给不足,风险管控缺乏力度,人才供给能力较弱等问题仍然存在。未来合作社发展需优化政府引导,强化政府监督,深化政府间接参与。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4]2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反映。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若干举措》的通知(辽政办发〔2023〕16号)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辽宁省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若干举措》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有力保障,对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1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625家上市企业相关研究数据,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人才资源集聚、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均能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非中心城市、初期创立阶段、强竞争力行业与高技术行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受金融生态环境的驱动效应更强。据此,可以通过打造金融生态产业集聚地、推动多主体金融生态服务落地、发挥企业绿色标杆引领作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政府研发资助、合作研发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在国家创新系统和企业资源理论框架下,建立政府研发资助、合作研发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以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资助不仅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还通过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间接促进作用;政府研发资助对产学研合作研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企业间合作研发没有显著的影响;产学研合作研发、企业间合作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金融环境、政府补贴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3年中小企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环境、政府补贴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良好的金融环境对中小企业R&D投入和专利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金融环境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因企业所处地区和规模不同而有差异,其对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小企业的R&D投入影响显著,而对非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大企业的专利产出作用显著;政府补贴对专利产出有显著影响,且对规模较小企业的R&D投入和专利产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金融中介发展、政府干预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转轨经济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制造业375家企业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区域金融中介发展、政府干预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政府干预越强,金融中介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相关性越弱,较强的政府干预会削弱金融中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结论,就如何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