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校适应“政府—市场”运行机制下的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改革重点探讨

随着我国城乡规划从粗放式增量规划向精细化存量规划转变,城乡规划面临如何协调与利用在城乡建设中以政府为主的公共管理与以经济为主的市场力量,城乡规划教育也必然从原有的工学教育为主,不得不面临社会学、经济学等问题,作者基于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地方高校,提出适应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目标,突出城乡规划专业特色,面向未来,建立"官产学研"互动机制、完善培养内容与方式、形成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的改革重点与方向。

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与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建设过程中逐渐探索出了一系列根植于"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工程组织模式。深入剖析政府—市场二元作用在重大工程建设中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是分析重大工程组织模式的入口。从重大工程组织模式、政府作用、市场作用等相关概念分析出发,梳理二元作用与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关系,论述和建立二元作用与我国重大工程组织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框架,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打下基础。

“政府—市场”的矛盾及其作用机制——一项基于社会学命题的分析

政府与市场是社会两大主要功能结构,它们的有效运转形成了社会资源配置﹑利益调节﹑角色建构的功能作用以及民族国家的实体内容。同时,二者存在价值观﹑权力分配和管制与解制等方面的矛盾。在这种"政府—市场"既协作又矛盾的双轨制运行结构中,以一种社会学命题为逻辑起点探讨二者的矛盾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和架构高效的政府市场协作框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政府—市场”双轨制社会功能结构的作用机制——一项基于社会学命题的矛盾分析

政府与市场是社会的两大主要功能结构,它们的有效运转形成了社会资源配置、利益调节、角色建构的功能作用以及民族国家的实体内容。同时,二者存在价值观、权力分配和管制与解制等方面的矛盾。在这种"政府—市场"既协作又矛盾的双轨制运行结构中,以一种社会学命题为逻辑起点探讨二者的矛盾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和架构高效的政府与市场协作框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社会创新的阶段性特征——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框架的实证分析

社会创新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热门概念,各国政府纷纷大力推动社会创新并将其纳入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社会创新的主体界定、创新模式、扩散路径等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国家案例的讨论。近年来,社会创新实践在中国也风起云涌,文章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通过多样本的统计分析来揭示中国社会创新的创新主体、创新领域、创新模式及环境影响因素等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创新可能的阶段性特征是:主体以社会部门为主,政府、市场参与为辅,其机遇和空间来源于治理变革中的政府、资本化竞争的市场及发展中的公民社会分别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策略驱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趋势引领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带动下相互博弈的互动过程。在这一互动格局中,政府部门的监管政策对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生态文明时代“自然—政府—市场—社会”四部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国土空间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逐步成为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具。但现阶段,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层面仍存在各部门尚未形成有效互动格局、部门职能边界不清晰、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市场部门作用尚未被充分激发、社会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自然部门缺位等深层次问题。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国土空间治理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相互促进、互补、嵌套的“自然—政府—市场—社会”四部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中国服务经济结构演进的机制选择研究——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快速发展,但面临的资源约束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也使得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受到空前严峻的挑战,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势在必行。中国服务经济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也不合理,而出口市场的萎缩、内部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也为中国服务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中国NGOs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了服务经济的发展。基于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在服务经济结构演进中的作用的角度,本文指出中国应该构建"市场—政府—NGOs"三位一体的动力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的机制优势,加上NGOs的补充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机制的优势互补,推进服务经济的结构演进,从而促进服务经济结构从自发发展走向战略变迁。

“政府—市场”双导向反贫困机制中的审计控制研究——以受托扶贫责任为视角

本文在"政府—市场"双导向反贫困机制运行机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市场"双导向反贫困机制下审计控制的理论基础——受托扶贫责任,并建立了由扶贫法纪审计、扶贫财务审计、扶贫绩效审计、扶贫适当责任审计、扶贫环境责任审计和扶贫社会责任审计的审计控制体系,并针对"政府—市场"双导向反贫困机制的不同阶段提出审计控制的重点和主要实施者。

金融发展、财政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基于我国“政府-市场”二元作用的思考

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投资视角出发,基于我国“政府—市场”二元作用,将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选取200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探讨我国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效用。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且在此过程中,财政教育支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影响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促进作用;此外,金融发展与财政教育支出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表现为互补关系。这表明,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二元协同”经济理性,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优化教育投入结构,为我国早日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

“政府—社会—市场”合作下的发展型孤残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探究

本文以"机构照料儿童社会适应"服务项目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立足儿童需求为本和儿童发展权保障为本的福利理念,对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合作下的孤残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提出了反思和建议。

新时代的中国信用监管:理论维度、模式分析和实践应用

信用监管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机制与关键支撑,其战略重要性愈发凸显。中国新时代的信用监管,如何能成为平衡“放得活”与“管得住”的重要工具?制度、工具、价值和技术四个理论维度各有其价值和优势。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一个综合的信用监管框架应当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整合各研究视角的优势,形成一个既符合法治原则,又能适应市场变化,同时考虑技术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全面信用监管体系。新时代中国信用监管体系应寻求在行政主导下与现代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针对我国信用监管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应注重主体跨部门协同、对象覆盖面拓展、工具数字化升级及绩效成本效益优化。

以人为本理念下县域城镇化的龙港实践:历史基因与当代改革

以人为本是我国当代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而县域是践行这一理念的重要载体。实际上,人本城镇化在县域层面的实践早已展开,而浙江龙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第一农民城、新型城镇化改革第一批综合试点,以及新世纪以来撤镇设市区划调整的仅有案例,龙港在40年的城镇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两轮人本城镇化实践,即城镇建设初期的“共同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改革时期的“全域市民化”。在历史基因与当代改革中,以人为本理念下县域城镇化的龙港实践背后蕴含着“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变与不变”:变化体现在三者角色调整下的整体结构演进,不变的则是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等微观机制。

基于比较视角的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命题的强调,为我国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文章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主要指向"市场失灵"问题。基于美、法等国的比较视野,文章认为,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文化产业发展中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国外经验可以给中国带来以下几方面启示:一是发展文化产业是趋势潮流;二是文化产业中的政府角色选择要充分考虑现实的约束条件;三是文化产业管理要谨防"政府失灵"和"泛意识形态化"。

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大连市调查为例

培训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环节。本文利用对大连市农民工培训现状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多元化培训特征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整体的培训参与率和培训意愿较高,但目前还存在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有待提升、培训费用过高等问题。文化程度、月收入、培训主体、培训费用、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职业技术培训)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力举措。

中国式政府——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与理论意义:产业政策的视角

在中国的实践之中,产业政策的引进、实施、调整、创新与政府—市场关系的演进同步展开。借助这一视角,我们发现,中国式政府—市场关系经历了以行政思路解读市场逻辑、以行政措施培育市场机制、以政策调整引导市场主体、以行政力量补充市场作用等不同的阶段,在形成过程、内部结构以及实质内容等方面具有本国特征。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式政府—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丰富了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揭示了在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之下持续地实现自主发展的路径。

中国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及其政策含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面临着新起点和新使命。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里的城乡融合发展不唯一服务于经济高速增长,其内涵和指向被拓展至更为广泛的领域,它意味着城乡要素流动性和再配置功能的增强,城乡产业多样化、空间交错性以及居民社会福利均等化程度的提高,即一种契合于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城乡融合状态。实现新时代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立足于市场逻辑和政府职能转变,但政府—市场关系调整必须引入政府间的结构特征,必须考虑城乡概念的系统和动态性质。依据这种内涵分析,可以从放松政府要素市场管制、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变迁等维度切入,逻辑一致地提出新时代中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理性看待“国进民退”阵痛期的矛盾:症态、原因与对策分析

对于"国进民退"这一争议议题,应当厘清是对观点还是对现象的争议,否则无法理解数据与经验之间的矛盾。研究发现,数据上对"国进民退"的否定存在局限,因为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其国有化的比率虽低,但权重巨大。"国进民退"不应当仅仅用比重分析方法加以度量,而应当从现实角度考察,它具体表现为:政府占据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增加、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双重干预"、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的"收编"和国有资本在局部行业的扩张等多重维度。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其根源在于忽视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人"的关注、对国家资本逻辑的片面理解,以及政府干预市场的历史传统。对此,通过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以产权制度改革带动政府—市场边界明晰、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国营经济的结构优化,以及深化国企国资改革与支持民营企业"双管齐下"等途径,实现"国""民"有界、协同发展,尽力缩短"国进民退"阵痛的周期。辨识"国进民退"的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对当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治理理论是在回应传统公共行政的弊端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协调、互补性的理论,主张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理论的这种回应性决定了它是一个概念宽泛、模糊的理论范式,并且存在多维困境。但是困境的存在对于治理理论的作用却是双向的,它一方面造成了对治理认识的冲突和指导治理实践的障碍,另一方面却又成为治理理论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动力。

合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关键。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源于缺乏整体性的合作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体表现为:政府层面的角色错位和配套措施滞后、社会层面的力量薄弱和资源有限以及市场层面的企业自利性侵害环境公益性。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可以尝试应用合作治理理论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治理模式,以追求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利益共荣为价值目标,最终取得生态环境善治的最佳绩效。

探析新时期农地流转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鼓励和促进农地流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保障了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增加。近年来,农地流转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呈现了速度加快、规模扩大、模式不断创新、地域扩展的趋势。尤其是推行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体系,又进一步推动了土地流转,提升了农业的专业化、现代化水平,但农地流转还没有普及,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在农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经营已成为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的背景下,探析新时期农地流转的现状,以及在强制农地流转,农户利益受侵害,返乡务农的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营规模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国农地流转机制四项基本原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有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