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演变

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来说,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尽快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快速实现工业化而调整演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就的强大政府,使得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都从属于政府,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演变,基本上遵循着这样的历史与逻辑: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与之相应的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全能型"向"效能型"的转变;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之一,服务于发展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的式微经过改革开放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而社会演变则是在上述两大因素的作用下,由新中国前30年的单一公有制下的高度组织化,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城市化的推动,而转向阶层多样、利益多元、城乡一体的市民社会。今后三者关系发展的目标,应是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

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新模式与政策应对: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解决住房民生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带来政府财政负担这一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结合国家层面“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这一住房保障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视角,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阶段性特征,讨论我国住房建设面临的实践挑战,并进一步提出应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再调整视角,以多元合作共建模式予以应对。具体包括: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推进背景下多路并举统筹解决保障性住房短缺难题,创新规划管制举措以激励多主体充分参与住房保障建设与住区治理,完善土地财税金融法律等配套政策以保障住房市场有序运行等。

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的演进与转型——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城市更新的策略与走向。借鉴“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以北上广深为例,梳理我国特大城市自21世纪以来城市更新的变迁,阐述其规划响应策略。针对近年来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策略的转向,分析我国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并就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进行解读,随后对城市更新中的战略转向进行探讨。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关键所在。当前,面对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

德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成长的政府支持、路径及启示

为深化推进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成长的政府支持、路径及其启示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德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获得了国家政策法规的扶持、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管理的放权与服务。成长路径表现为服务于促进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成长路径、服务于推动多种形态体育协调发展的成长路径、服务于提高运动训练科学水平的成长路径。研究建议:为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应建构“强政府-大社会”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推动俱乐部体制和联赛体系的专业化发展、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协同促进竞技体育发展。

长周期减税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影响——基于产业税收弹性变动的分析测度

我国大规模、长周期的减税政策带来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本文以产业税收弹性为标尺,利用2002—2021年的细分类产业与税收收入数据,分析了不同阶段产业税收弹性的变化轨迹以及不同产业间的税收弹性差异,测度了长周期减税对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影响。产业税收弹性揭示了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优化税收政策的基础参数,是观察税收与产业发展情况的窗口,是评估税制改革成效的主要基准。

环保产业“政府背景”企业研究:市场地位、社会责任承担与效率

如何客观评价政府背景企业在节能环保领域所作的贡献,尤其辨析非平等市场问题和企业社会责任担当,是环保产业研究中尚未能清晰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中国环保企业数据这一独特数据集,通过识别每个企业三层股权穿透关系,测度其中央和地方政府背景。通过线性模型和反事实匹配,本文验证了政府背景造成的市场(份额)加成,并判断其本质是非平等市场地位还是社会责任。数据分析发现,整体来讲,政府背景企业既担当了低利润项目的社会责任,也形成了干扰市场自由竞争的非平等市场地位,各城市非平等市场地位差异明显。非平等市场环境损害所有企业效率,“被照顾”的政府背景企业所受负面影响尤为显著;政府背景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显著惠及非政府背景企业效率,但是其自身承担了效率损失代价。

论“政府-市场”关系视角下中国校外教育培训的发展

中国校外教育培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围绕校外教育培训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作用的论断,主要囿于西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国家性质决定了校外教育培训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本质特征。中国校外教育培训伴随改革开放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经历了1978—1991年“政府开放市场”的萌芽发展期,1992—2002年“政府放开市场”的稳定发展期,2003—2020年“政府激励市场”的高速发展期,2021年至今“政府约束市场”的转型发展期。政府与市场关系呈互融共生的动态演进过程,诠释着中国特色。步入新发展阶段,应把握校外教育培训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共生性和演进性规律,充分认识二者互动的中国特色,发挥有效市场配置校外教育培训资源作用,并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

新中国政府和市场关系演变述论(1949-2024)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政府和市场在各自的领域和合理的边界内发挥作用,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政府主导,市场式微。改革开放以后,在诱致性变迁下,市场作用逐渐增大,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的20年,中国开始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其后为加入WTO,中国加快了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2001年底加入WTO以后,中国充分利用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全球化两大机遇期,实现了十年的经济高增长,虽然是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但是两者边界不清问题仍然存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受到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影响,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下,政府和市场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因势利导,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主动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重要论述:角色勘定、协调原则与理论意义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对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极为关键。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社会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要建立强政府、强市场与强社会的“三强鼎立”的治理格局。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要秉持有为与有效、公平与效率、秩序与活力、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超越了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型政府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方案,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预付式消费治理的实现路径

预付式消费是一种通过提供额外优惠长期绑定客户以实现经营者与消费者双赢的商业模式。然而,当前在推广应用预付式消费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虚假宣传、服务缩水、退款困难、商家跑路、维权成本高等现实问题,引发一系列矛盾纠纷,破坏了诚信消费环境,不利于预付式消费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预付式消费的现实梗阻可以归纳为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信用惩戒机制不足、政府监管存在缝隙、预付资金纳管漏洞、市场动态风险等方面。“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模式能够拓宽预付式消费治理的思路,为有效解决预付式消费难题提供有益方案。具体而言,预付式消费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嵌入信用惩戒监管机制、加大执法追责力度、破解资金纳管难题、加强社会协同治理等。

ESG信息披露制度研究——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目前我国ESG信息披露制度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出台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指引,实践中仍存在ESG信息披露数量少、质量差、可比性弱等问题。完全由市场驱动的自愿性披露制度因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而导致市场失灵。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制度具有必要性,既顺应了市场可持续发展要求,也回应了政府社会治理需要。但是政府在介入ESG信息披露制度的过程中可能因无法获取完全信息而出现“一刀切”的硬监管问题。结合域外立法经验,应当在完全由市场驱动的自愿披露模式和完全由监管机构要求的强制披露模式之间开辟一条灵活的中间路径。ESG信息披露制度应采取强制披露模式,但应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利用中介组织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监督和激励企业高质量披露ESG信息。

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金融亲社会机理研究

可持续金融要求金融发展的价值取向从“经济单维”向“经济—社会—环境”三维转变。从广义上讲,可持续金融可以涵盖所有产生社会和环境正外部性的金融活动,包括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其发展普遍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的问题,影响了金融体系发展可持续金融的积极性。传统的“市场至上”或者“政府简单干预”以及“作为另外一只手的‘社会’”的单一实践模式虽然各自具有一定亲社会机制,但是也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有必要实现市场、政府和社会性要素的融合以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从供给主体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商业性+政策性+社会性”金融分工合作的多元金融体系,同时,通过机制融合提升多元供给主体的主动供给,如利用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在商业性金融中注入社会性动机,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在政策性金融中增添市场性和社会性机制,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在社会性金融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此外,还必须要有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实现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和政策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微观动机的融合。

特色产业发展中的“社会、市场、政府”互动机制——以安徽亳州中药产业为例

特色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发展历程的回顾发现,在亳州中药产业发展初期的“选优”阶段,社会呈现出蓬勃的活力;通过药农和药商网络,积极构建市场,让中药产业从众多产业中脱颖而出,吸引政府将其选定为特色产业。政府在“扶强”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亳州中药产业成为战略性产业后,政府通过制定战略规划、重塑组织架构、进行战略性投资及推动创新组织体系等措施,引领市场发展方向,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链升级。亳州中药产业的成功案例表明,“社会、市场、政府”三者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中药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

政府采购、流通企业ESG与市场势力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22年政府采购数据和流通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采购、流通企业ESG和市场势力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政府采购通过“倒逼效应”“引导效应”和“认证效应”提升流通企业ESG,流通企业ESG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提升生产效率增强市场势力,熵平衡匹配估计结果支持上述结论;流通企业ESG在政府采购影响市场势力中存在中介作用;政府采购对流通企业ESG以及ESG对市场势力的作用机制均存在企业生命周期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特征。

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综述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通过全面总结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认识变迁、市场作用与政府职能三个方面着手,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化历程、作用机制以及理论争鸣进行了总结概括。同时基于文献评述,归纳提炼了相关研究的基本结论与演进特征,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基于矿产资源管理视角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正确处理矿产资源管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保障矿产资源持续供给与高效利用。本文通过梳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已有研究,深入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脉络、各自职能范围和影响因素,总结了政府的七方面主要职能:完善宏观调控、营造市场环境、协调产业发展、加强市场监管、推动科技创新、维护社会秩序、推进可持续发展,而市场则基于运行机制实现资源在同一部门以及社会各部门间的高效配置。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府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完善宏观调控方面有待加强、在营造市场环境方面有待改进、在协调产业发展方面有待完善、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有待提升。建议加强宏观调控:完善矿产资源勘查激励机制、完善“净矿”出让前期工作政策处理费资金保障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修订、更新速度,建立矿产资源专业术语库;协调产业发展:弥补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推动科技创新:改革现有体制机制,加强各部门协调合作,加强政策解读与宣传。

地方政府干预、私营企业市场进入与经济增长:政企关系视角

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合理的政企关系有助于私营企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市场进入作为主要动因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地方政府干预则呈现抑制作用。私营企业市场进入与政府干预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干预跨越单一门槛后,私营企业市场进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促进转为抑制;当私营企业市场进入跨越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减弱,私营企业发展的正效应得以发挥。为此,可以从构建良好的政企互动机制着手,协调政企关系,促进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论析奥尔森“强化市场型政府”为社会经济发展之根本保障

曼瑟·奥尔森提出“强化市场型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强化市场型政府”是强政府且是法治政府、有限政府。个人权利和市场经济的脆弱性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建立的逻辑缘由和现实考量。切实保障个人权利、打破利益集团网络以及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简释与启示

政策性银行是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如何更多助力政府发挥作用,更好体现市场作为,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融合,是新时期政策性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对有效市场理论与有为政府的内涵及两者辩证关系等基本原理作进一步阐释和分析,提出政策性银行在国家治理和经济运行中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融合的路径,为政策性银行深化改革与转变职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