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比较

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的一元,逐渐成为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政府如何处理好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对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深远影响。以政社关系典范的德国为参照,分析德国社会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比较两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异同。总结德国何以成为典范的经验,为优化中国社会组织,改进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提供建议。

美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演进

美国在建国之前就有很强的自治传统,建国之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经历了压制关系、扶持关系和伙伴关系三个不同阶段。回顾这一关系演进的历史可以发现,自治精神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政策取向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外在因素,扶持政策可以在短时间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但伙伴关系的形成还有赖于政府从扶持政策转向引导政策。

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基于博弈论研究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迫切。文章运用博弈的视角,梳理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发展脉络,提出了变和博弈理念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中国式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最后,文章总结,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模式必须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发展才能够得以实现,最终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重要作用。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例

养老服务是我国现在老龄化趋势社会面对的突出问题,养老服务仅仅依靠政府一方出力显然是不现实的。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来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合作,主要在于双方各自所具备的资源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政府通过同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将社区养老服务和社会组织对接,为社区老人提供专业化、多元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区的工作量,提高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因此,在社区养老服务中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机制无论是对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以及老年人都各有益处。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多元化的制度成因分析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存在多种形态。基于制度视角的分析发现,行政监管、政府扶持、政会合作和政策参与等四个政会关系主要领域中的制度都具有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的特征,这产生了社会组织的身份和管理模式差异,也使社会组织无法在扶持、合作和政策参与中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从而形成了政会关系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也为政府提供了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而政府的自主选择则进一步加深了政会关系具体形态的差异。改善政会关系,亟须加强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尤其要明确制度化建设的目标、加强法制建设和建立监督机制。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走向

经过60多年的贫困治理,我国农村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体系逐渐成熟。这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断调整、多主体治理模式日益完善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从“控制一附”关系向“合作一自主”关系转变。

我国学者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应对新冠疫情防控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704156)资助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郁建兴教授、沈永东研究员、黄飚研究员课题组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弗瑞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程远课题组合作,对社会组织与中国疫情防控成效关系、如何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治理效能等方面开展基础研究。

公共服务领域互动嵌入型政社关系:现实困境与建构路向

公共服务供给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以满足当前民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需求。探究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演进经历了冲突、补充、合作及协作等阶段,互动嵌入型关系是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想图景。当前建构这一理想图景仍存在信任基础缺失、制度机制障碍、公共理性欠缺、问责陷入困境等制约因素。为此,要从建设信任文化、突破制度困境、培育公共精神、创新问责途径等方面优化政社关系。

供应链视角下的新型政社关系研究

在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和范围日益扩大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主要的经济力量和服务提供者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新定位政府的新角色,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已经成为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现实需要和关键内容。通过将私营部门供应链关系管理的相关理论应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的分析,阐释新型政社关系形成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并结合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实践开展情况,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培育、建立政社沟通的信息渠道、政府自身能力和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评估五个方面,探讨并设计了政府与社会组织新型关系的实现机制,为政府积极引导和促进社会组织更好参与购买服务,提供了新的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