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比较

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的一元,逐渐成为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政府如何处理好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对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深远影响。以政社关系典范的德国为参照,分析德国社会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比较两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异同。总结德国何以成为典范的经验,为优化中国社会组织,改进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提供建议。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多元化的制度成因分析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存在多种形态。基于制度视角的分析发现,行政监管、政府扶持、政会合作和政策参与等四个政会关系主要领域中的制度都具有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的特征,这产生了社会组织的身份和管理模式差异,也使社会组织无法在扶持、合作和政策参与中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从而形成了政会关系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也为政府提供了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而政府的自主选择则进一步加深了政会关系具体形态的差异。改善政会关系,亟须加强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尤其要明确制度化建设的目标、加强法制建设和建立监督机制。

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走向

经过60多年的贫困治理,我国农村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体系逐渐成熟。这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断调整、多主体治理模式日益完善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从“控制一附”关系向“合作一自主”关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