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基于若干中国石油工业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针对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效率的争论 ,试图对其建立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从公共选择学派的“同意一致性”原则出发 ,建立逻辑上一致的判断标准 ,同时利用这一标准对石油工业三次大的制度变迁的效率进行分析 ,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 ,也对这一标准进行了实证的检验。

论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

本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对我国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进行了理论解读和现实分析,并提出了调整我国政府制度创新的具体方式: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相统一: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借鉴式制度创新与自创式制度创新相兼顾.

从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到市场主导型制度创新——对东亚现代化路径的考察

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带来东亚战后几十年的繁荣的原因是一致的 ,那就是经济与制度的创新能力。战后东亚的政府主导型创新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 :一是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 ,二是政府对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的推动。这两方面是对立统一的 ,在发展的早期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主要的 ,它们共同促成了“东亚奇迹”。然而 ,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日益复杂 ,政府主导型制度内在的冲突和矛盾日益激烈 ;这种制度虽然在特定发展阶段有利于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 ,但本质上是压抑创新的 ;政府对制度创新的包办又导致微观经济主体创新能力和激励不足。因而 ,不仅资源配置失误的风险越来越大 ,而且制度创新失误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 ,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东亚续写经济奇迹的根本在于 ,扬弃政府主导型制度 ,尽快完成向既能激励创新、又具有自我创新能力的市场主导型制度的转型。

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变迁的极限及其突破——一个“两阶段模型”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变迁基本上属于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这一制度变迁方式由于“诺思悖论”而面临着难以突破的改革极限。突破这一改革极限的可能途径在于及时转换制度变迁方式 ,即由单一的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变迁转变为以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为主。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一个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遵循"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变迁"的发展路径,有着独特的路径依赖,并且这种路径依赖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取得了初步的制度收益,但在改革过程中这两种路径依赖特性得到了自我强化,使制度改革锁定在一种僵滞时期。目前改革的重任就是突破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改革向和阶段性突破和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固定工劳动力产权制度变迁特征及其权益补偿

我国固定工享受固定工工资制度要付出劳动力收益权残缺和将劳动力所有权让渡给国家的代价。固定工劳动力产权制度变迁具有固定工权利利益“受损”和政府主导型两大特征。在劳动力产权制度变迁中“买断工龄”的方式没有给予固定工合理。

论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及进一步变迁的途径

本文基于渐进改革的历史背景 ,阐述了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的引入和变迁。指出单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使融资制度的进一步改革陷入困境 ,现实的选择是大力发展民间金融交易 ,通过体制外的诱致性变迁引致体制内的强制性变迁。

从制度选择到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聚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心血,是契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它使社会主义潜能得到充分释放,社会主义独特优势得到极大展现,社会主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政府主导型渐进式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的主要方式,它既坚守了社会主义原则,又创新出独特的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制度创新中不断发展完善。

地下经济成因浅析

对地下经济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曾出现过一次高潮。70年代前后,再度引起主要西方国家的重视。我国理论界对地下经济的研究则是近几年的事。一般认为,把所有有关未被政府掌握的经济活动统称为地下经济。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东西方企业融资的比较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企业改革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作为企业发展"血液"的融资机制能否多元化,则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