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中政府交易角色与监管角色冲突的法律平衡

在我国PPP项目的交易中,既要求政府作为平等主体的一方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又要求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一方对整个PPP过程予以监督。由于政府权界认定不清,使得政府交易角色和监管角色产生了冲突。因此,有必要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从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保护社会资本正当权益,维护公众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构建统一的PPP法律体系,以便平衡政府双重角色,实现PPP项目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化、制度化。

PPP模式下政府交易成本控制研究

在PPP模式下,社会资本方、公众、政府三大主体间利益博弈不规范不平衡,导致项目付出超额交易成本,不利于PPP模式在我国的健康发展。运用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定义,界定PPP模式中我国政府交易成本,发现政府交易成本高的原因是经验缺乏、政府有寻租行为、法制不备等。要有效控制PPP模式下政府交易成本,应建立宽松与紧缩并存的制度安排,签订明晰的产权契约,建立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提高法治能力与水平。

预算控制导向的政府交易成本规范:一个监管框架

政府衍生性交易成本可分为政府管理半径内生交易成本、政府管理半径外生交易成本和非政府管理半径交易成本。鉴于政府会计改革、内部控制及政府审计监督在目标、内容等方面具有对应性和互补性,应构建"以预算控制为导向,政府会计改革、内部控制、政府审计‘三位一体’的会计政府监管体系"。具体来讲,要增强内控规范的执行力和控制力,遏制非政府管理半径交易成本;加快政府会计改革以保障信息公开;保障绩效审计事后监督的威慑力。

控制政府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

当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制度需求而出现制度不均衡时,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制度需求。控制政府交易成本可以通过政府协调成本、政府信息成本和政府反腐败成本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行业协会视角中的政府交易成本——以温州和上海为例

政府的交易成本指的是在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活动所产生的成本。它包括政府的信息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而行业协会在调节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既能考虑到市场的价格信息,顾及到企业个体利益的差别,又能执行政府的某些职能,具有非盈利性和自愿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它具有自我服务和改善政府管理的作用,从而超越科层制,由行业自主决策,达到降低政府成本的目的。

PPP模式中政府交易角色与监管角色冲突的法律平衡

PPP模式下政府不再是单一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而是具有交易者与监管者的双重角色。但政府定位不清、法律体系的不健全、有效监管体系的缺失,使政府的双重角色产生冲突。为此,我们应当引入第三方社会评价机制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促成政府的角色转变,从而实现PPP模式下政府双重角色的法律平衡。

地方政府主导型数据交易场所建设如何“破局”?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既是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现实的迫切呼唤。数据交易场所是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关键,但是,数据交易场所数量多、场内交易数据量少的困局始终未能解决。从剖析数据交易的内容特征和对治理机制的需求分析,破局的关键在于,一是充分认识“多对多交易”的市场类型最具效率,激发数据交易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在于推动形成“多对多交易”的市场体系;二是各地政府主导的数据交易场所应遵循全国统一的数据交易规则,并作为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的“地方频道”,实现与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的互联互通;三是构建技术标准、市场合约和法律强制三位一体的全国统一的数据交易规则迫在眉睫,以回应数据交易在交易监管、商品定价和产权界定三个方面的治理机制要求。

从交易成本出发研究政府的职能

交易成本最早只是运用于企业以及其他赢利性组织的研究,现在其相关理论已逐渐融入到政府职能的发展改革之中。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式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对政府职能提出较高要求,应以交易成本为视角,不断地提高政府的效率,合理构建政府结构,深入研究政府职能,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服务型政府。

特朗普战略转向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与特朗普交易型政府必须算清的几笔账

当前美国战略转向,贸易战狼烟四起。中美关系向何处去?正确判断和把握美国战略转向,既要认识到特朗普与历届美国总统执政目标相同,也应看透其具有的独特性。特朗普执政以来,撕掉了美国的四张面纱,使美国转向封闭、孤立、保守、民粹和超保护主义,个性化的风格日益凸显。必须给特朗普和主战的鹰派算清四笔账,揭示美国鹰派舆论及其战略、政策取向对事实的扭曲。处理中美关系应沿着可持续、可预期、可接受的机制性轨道前行,形成稳定、正向和具有引领作用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典范。

涉外投资中政府控制交易的国外立法歧视与我国的应对

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审查对政府控制的交易的歧视肇始于不公正的国内立法和投资条约。所谓此类交易与我国国有企业的关联性以及与国家安全的因果关系的指责其实是法哲学上的悖论。为避免我国企业陷入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泥潭,一方面我国企业应当审时度势,在并购初期积极配合东道国的审批程序,主动报备和签订减缓协议;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在加快国内商主体规则修订的同时,转变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就国家控制企业投资的谈判策略,并适时启动类似主权财富基金谈判的国有企业多边谈判。

国有企业性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替代物

国有企业具有一般企业的共性,同时又具有它的特殊性,这表现在它的国有性上。它受政府行政权力的影响,为政府实现政治、经济或社会目标服务。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来看,根据科斯的企业性质理论,企业可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是市场的替代物。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不仅受市场的影响,也受政府的影响,可以节约政府的交易费用。因此,国有企业也是政府的替代物。但政府是为社会服务的,如果政府目标与社会目标相一致,那么国有企业就能够真正为社会谋福利;如果政府目标与社会目标相抵牾,则会适得其反。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本质上就是政府的改革问题。

论政府市场

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不同政府之间存在交易关系和为追求综合利益的竞争关系。这些关系不能用强制力来调节 ,也不能用地方保护主义来调节 ,只能求助于市场 ,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政府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种市场关系就构成了政府市场。政府市场的交易不是提供物质商品 ,而是提供的类似无形商品的政策和环境。政府市场之间竞争的媒介是企业和居民。

碳金融创新与中国排放权交易

建立在"排放权交易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手段,将环境外部成本内化为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比行政手段产生更大的利益激励效果和效率弹性,成为全球减排的主要手段。本文首先介绍了基于京都机制的全球规范市场与基于自愿的排放权交易市场;然后分析了排放权交易市场应具备的交易要素;最后提出中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应着眼于解决法律保障、二级交易市场的活跃与完善、政府监管的完善等环节。

新兴市场电子交易平台对货币政策操作的支持

在俄罗斯等新兴转轨国家，金融交易平台在发挥组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配置、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职能的同时，还承担着辅助货币政策操作与传导等宏观金融管理功能，成为金融改革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文章从新兴市场上金融电子交易平台与货币当局的历史和现实联系出发，考察电子交易平台支持货币政策操作的宏观功能。

中美政府采购制度之比较与借鉴

美国是世界上政府采购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其发展历程与管理模式对于政府采购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颇具实践上的借鉴意义。中国应加快建设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扩大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适当扩大部门集中采购的范围,构建覆盖全国的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建立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监管机制。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表现、成因及其治理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遵从政府管制的耗费,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在边际意义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前,我国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主要表现为部分显性制度性交易成本隐性化,行政审批制度导致的企业人力、时间与机会成本较高,涉企收费依然偏多,企业履约与诉讼成本高昂。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应当远近结合、标本兼治,在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商业友好型政府管制环境,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我国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要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决定。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是现代科研院所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和有关部门长期探索却悬而未决的问题。文章从制度的基本属性出发,在厘清传统科研院所和现代科研院所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用来规定、协调创新性公共知识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等诸多经济关系从而实现科研院所收益,使其形成内在发展动力的一整套秩序和规则。

“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及其制度把控：2011～2016年

随着媒体影响力和社会公众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提升,政府"三公经费"等成本信息公开逐渐趋于常态化。然而,媒体新闻报道特点和政府信息资源内生性优势决定了以"政府-媒体-公众"为主体的信息公开演化博弈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推进政府成本信息公开规范化,应细化政府成本会计核算,提高成本信息的可比性;拓展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客体范围,实现绩效考核与成本预算编制审批相结合;强化政府部门"成本支出类型-目标用途-经费来源-绩效"审计鉴证。

国际投资中“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之法律问题研究——由“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引发的思考

"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已成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梦魇"。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审查对"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的歧视肇始于不公正的国内立法和投资条约。所谓此类交易与我国国有企业的关联性以及与国家安全的因果关系的指责其实是法哲学上的悖论。为避免我国企业陷入"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的泥潭,一方面我国企业应当审时度势,在并购初期积极配合东道国的审批程序,主动报备和签订减缓协议,如遭遇"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立法的阻挡,则应利用"越权无效原则"或主张间接征收索赔来进行救济;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在加快国内商主体规则修订的同时,转变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就国家控制企业投资的谈判策略,并适时启动类似主权财富基金谈判的国有企业多边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