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基本经验与关系再造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持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从2001年起接连多轮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党的十八大之后,“放管服”改革成为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央人民政府将“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主攻方向。总结历次政府体制改革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坚持政府体制改革与市场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的发展道路以及坚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等,而这一切又集中表现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再造,即通过“三个清单”制度,科学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通过一体化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实现政府职能的持续转变;通过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发展型政府和数字政府建设,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和作用;通过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未来,需要进一步聚焦制度与机制的体系化运行,创建基于“高效办成一件事”,融“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有效发展”于一体的新型政府体制模式。

“新三元结构”与公民社会发展——从政府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关系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稳定的、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三元结构"。在"新三元结构"关系之下,公民社会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极,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与政府体制改革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体制改革

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客观空间和动力,探讨了它在坚持与推广方面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论述了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政治空间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筹划上讲,还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联结构看,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举措上分析,当前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都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此而言,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治的被动取向,转向从政治到行政的主动改革取向。因为只有解决了制约改革成效的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才能为一切权力运用困难的解决提供最为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从而为真正进入现代的中国改革提供当下最为急缺的理论支持。

权利与权力的辩证——试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法理基础

权利与权力相互联系、相互区别,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法理的角度讲,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应当建立在以权利制衡权力和以权力服务权利以及二者良性运作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基础上。

美国大都市区政治的巴尔干化与政府体制改革

自 2 0世纪初以来 ,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发展十分迅猛 ,郊区政府实体急剧增多 ,造成了美国大都市区政治上的巴尔干化 ,从而为解决大都市区的各种问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了解决巴尔干化所造成的问题 ,美国学术界乃至政府机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 ,许多地方政府还采取了各种改革措施。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 ,这些改革收效甚微 ,目前仍然处于探索之中。

“包容性增长”理论视角下的政府体制改革研究

"包容性增长"理论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即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让改革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理论与政府体制改革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在"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指导下,政府体制改革应转变政府发展思路,推进大部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社会需求、多元博弈、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逐渐衍生新的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这种新的利益关系一旦萌芽、生长、形成潜在新秩序,就转而向公共权力提出体制变革需求,进而要求国家法加以确认;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对社会新秩序进行确认时,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元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之“公共选择”过程。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变迁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为此就必须通过政府体制来限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政府体制面临很大的挑战,而现在中国的政府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加强政府体制改革,本文就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论——社会需求、博弈、均衡与制度变迁

我国政府法治建设进程是“社会需求、制度变迁、理性博弈、政府体制”多重变量复合互动结果。社会潜在新秩序在塑造自身秩序雏型同时,亦向国家权力提出确认和扩展新秩序的压力;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重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的公共选择过程。制度与法犹如市场交换中的价格信号,是经济—社会结构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解决民生问题根本在政府体制改革

从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到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最后被列入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报告的详细支出安排，民生问题在本次两会上引发的高热度，诠释了中国政府新的执政理念。

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是构建和谐干群关系的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和条件之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广大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各类人际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干群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关键。干群关系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是政府的体制科学、合理。政府体制决定了政府干什么、怎么干。

法国政府体制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法国政府体制改革历史的回顾以及改革的目标、内容、措施和成就的分析 ,指出法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以期能对我国政府在权责划分、制度建设、健全监督机制等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启示。

目前学术界关于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等政策主张。这既表明了人们对于乡镇政府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政府到底是“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存在着严重分歧。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不足以说明“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虽然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因此,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反观自身的“视阈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而一切“外来语”和主观推断终究是不能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加快政府体制改革 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在县域经济的竞争力指标体系中,政府竞争力是一个重要方面。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同时,提出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五年来清末中央政府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近五年来,学界渐又趋向清末体制改革研究,有关法部、邮传部、巡警部、学部、农工商部等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着个案研究拓展不够、宏观把握突破不大、现实观照较少、研究范式单一以及史料缺少挖掘等不足。文章就近五年来学界关于晚清各部研究的最新进展略做述评。

全球化的推进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全球化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根本性变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体制及其运行已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全球化规则要求相比,仍存在差距。积极稳妥地进行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政府体制改革,与全球化接轨,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飞跃发展的必由之路。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体制改革

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在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各级政府官员首先需要理清两个问题: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应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二是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根源在于政府的职能错位,从而迫切需要重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