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迁改造居民的“知情意”——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及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以人为核心、关注民情、尊重民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征迁改造的核心理念。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的多元理性认知对征迁改造意愿的影响,对于情绪在认知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仍缺乏解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发涵盖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3个维度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多维构念,以焦虑情绪为中介,建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政策支持意愿影响的“知-情-意”模型。通过对18个新型城镇化改造试点地区居民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发现: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支持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通过直接方式以及减弱焦虑情绪的间接方式正向影响支持意愿,且直接效应显著大于间接效应。将焦虑情绪这一重要中介因素纳入居民意愿形成的分析框架,从及时评估并缓解居民焦虑情绪、面向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征迁改造政策、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以及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避免群体性事件提供政策启示。

旅游者风险感知对目的地信任影响研究——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

旅游者风险感知与信任密切相关,各种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改变社会互动并造成信任危机,而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是影响旅游者满意度与忠诚度的重要因素。以安东尼·吉登斯关于风险感知和信任的论述为理论依据建立分析框架,通过网络问卷对326名风险经历者进行调查,并以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以风险沟通、应急处置为调节变量,重点探讨了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旅游者风险感知对其目的地信任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结果显示:风险感知对旅游者政府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风险感知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无显著影响;政府信任对旅游者目的地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沟通在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中不存在调节作用,应急处置在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中存在调节作用。

算法透明何以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

随着算法辅助决策逐渐嵌入公共部门,算法黑箱极易冲击公众对于政府公权力的信任。算法透明成为政府治理的应有之义。然而,算法透明何以实现,以及政府信任与算法透明的关联仍存在争议。论文基于“金税工程”税务算法现实案例,设计了一个情景调查实验,实证检验了算法透明的实现机制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算法过程透明、算法结果透明均对公众感知算法透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感知算法透明能够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3)算法信任在感知算法透明、政府信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研究明晰了算法透明的概念,回应了算法透明与信任的迷思,并阐明了其中的强化机制,为推进算法善治提供了实践参考。

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

景区—社区冲突作为旅游地的负面事件,既制约景区高质量发展,又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现,增强社会公平感是化解此类冲突的有效途径。为厘清其作用机制,以L风景名胜区为案例,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出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探究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能够有效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其中以互动公平感缓解冲突倾向的效果最佳;政府信任也能够显著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且影响程度高于社会公平感;政府信任在社会公平感和冲突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此,景区管理方需通过明确旅游吸引物权、设计合规的旅游参与程序、增强与社区居民的人文沟通与情感关怀、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措施提升社区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互动公平感与政府信任,以有效化解景区—社区冲突。

劳动权益保障、政府信任与高龄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基于调研数据,本文考察了劳动权益保障对高龄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工资拖欠、工伤纠纷、劳动合同纠纷等劳动权益受损事件均会显著影响高龄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对劳动权益纠纷解决过程的进一步考察发现:第一,劳动权益受损事件发生后,当高龄农民工对维权过程解决较为满意时,其城市融合程度显著高于没有发生过劳动权益纠纷者;第二,政府部门主导解决劳动权益纠纷对高龄农民工城市融合具有一定的“放大效应”。当高龄农民工对维权解决过程满意时,解决过程中的政府干预会显著提高其城市融合程度;当其对维权解决过程不满意时,解决过程中的政府干预反而使其城市融合程度下降的幅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应健全源头预防,杜绝劳动权益纠纷事件发生;建立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协调机制;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属地监管、多部门协同,发挥政府在高龄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的链式中介效应

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制度的执行主体,与公众的联系十分密切。在“政民互动”的过程中,公众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从而影响地方政府信任水平。设计/方法: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考察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并检验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两者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发现:结果发现: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三条间接路径预测地方政府信任。意义:上述发现揭示了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为国家如何从公众个人认知的角度制定有助于增强公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政策,以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路径。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情感框架、意见领袖与政府信任

【目的/意义】提高民众的政府信任,是新时代国家治理总体目标的重要构成。微博等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使微博意见领袖在公共事件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对公众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方法/过程】引入情感框架理论,搜集微博意见领袖语音数据,运用语音情感分析方法对意见领袖情感框架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意见领袖情感框架对公众政府信任的影响。【结果/结论】意见领袖的情感框架会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意见领袖采用正面情感框架进行信息发布会增强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本文将语音情感分析引入政府信任研究领域的尝试,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在公共管理学中的研究与应用,为推进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落地实施提供参考。

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邻避冲突的政府信任失灵逻辑

重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成为当前邻避冲突治理的关键课题。既有邻避问题研究关注到信任与冲突的关系,但仍缺乏对政民互动中信任失灵内在机制的探讨。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构建公众感知与预期分析框架,以动态视角追问邻避冲突中政府信任失灵的传导逻辑。研究显示,邻避冲突中政府信任失灵的触发既源于公众短期感知与预期的不匹配,也受制于有限理性、质疑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长期感知的影响。进一步地,政府信任陷入“失信认知固化—跨域扩散溢出”的恶性循环,并受新媒体传播的冲击呈现螺旋型强化趋势。这一发现对化解现阶段邻避冲突信任危机具有启发性作用,据此提出畅通公众沟通参与渠道、营造价值共创信任环境、转变政府与公众互动关系等对策建议,以期帮助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向“良性互动”转变。

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为考察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2012年(T1)至2020年(T5)10790名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府信任水平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结果表明:(1)五次测量显示二者均呈显著的正相关;(2)二者的自回归路径系数均显著;(3)二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之间互相预测、互为因果。

政府信任何以影响公众的谣言使用行为意向?——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层面的实证研究

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控制谣言成为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多从理论层面将政府信任、信息公开、谣言治理相结合。但政府信任如何形成、如何对公众谣言使用行为意向产生影响并不明确。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语境,在H市X社区进行调研,在整合与扩充因果链模型基础上,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来考察公众的政府信任对其谣言使用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得出,政府信任对危机感知、危机接受度以及谣言使用行为意向都存在直接影响,政府信任与谣言使用行为意向之间的间接回归路径成立。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建设舆情防控体系、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试析地方文旅短视频账号运营与政府信任的耦合关系

一、引言在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我们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地方文旅短视频账号作为主流媒体之一肩负着塑造主流舆论的重任,其高频“出圈”的现象背后是地方文旅通过短视频账号运营塑造政府信任与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的生动体现。

农民的民生保障获得感、政府信任与公共精神

如何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以解决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政府信任在民生保障获得感与农民公共精神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第一,民生保障获得感与政府信任是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变量,二者均能对公共精神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信任是民生保障获得感影响农民公共精神的重要机制,在二者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政府要进一步把握民生关切,增强民生保障的精准性、公平性与普及性,同时通过制度建构确保在社会保障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以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提升农民的政府信任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抓好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的价值规范与价值引领,强化农民的集体归属感,涵育农民公共精神,加强乡村社会凝聚力。

电子政务使用提升政府信任:是否可能与何以可为

一直以来,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被认为是提升社会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却缺乏清晰的描述和解释。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讨两者作用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及政治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正向影响社会公众的参与水平,而社会公众的参与对其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发挥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使用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公众参与度的增加;就公众参与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作用而言,政治效能感具有放大效应。

公共服务获得感、社会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的实证分析

政府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交互关系的重要体现,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是实现善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运用相关回归统计方法,从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需求两个维度探讨政府信任,分析公共服务获得感与社会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公共服务获得感、社会公平感知正向影响政府信任,且社会公平感知在公共服务获得感与政府信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社会环境的公平度,从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互联网使用、基层政府信任感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居民的基层政府信任感以及幸福感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与感知,不仅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通过基层政府信任感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且互联网使用感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基层政府信任感的影响强度明显高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此,应该加快互联网设施建设,让农村居民能够与基层政府有效沟通与良性互动,进而提升他们的基层政府信任感和幸福感。

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如何构建和维持政府信任是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政府信任即政治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对政治制度与政府行为的一种心理预期。综合来看,政府信任的测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通过公众对政府持肯定或否定态度测量,二是间接通过其他态度(如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测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有社会人口属性、政治、政府、经济、社会、文化等六个方面。改善政府信任需要深化政府改革、提高公众满意度;改进政府绩效、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形象、打击官员腐败;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

公共卫生危机中政府信任、科学家信任与社会焦虑——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论的观察

制度信任与社会焦虑一直以来被认为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并构成公共卫生危机时期社会心态的主要样态。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新浪微博平台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间的舆论数据进行文本挖掘,并结合向量自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从时间序列视角探察公众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与社会焦虑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上升没有缓解社会焦虑;反之,社会焦虑的上升会引发科学家信任的提升,但对政府信任没有影响。本研究对理解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制度信任的形成和变化机制,以及社会焦虑的缓解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府信任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理论,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分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获得农村低保会显著提高个体的政府信任,使用逆概率加权法(IPTW)纠正选择性偏误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反事实分析表明,相较于非低保户,农村低保更有助于提高低保户的政府信任;机制分析显示,农村低保通过提高个体对低保绩效和政府质量的评价进而提高政府信任;异质性分析显示,农村低保的政府信任效应仅对低收入者、中青年人和西部地区显著,而且会随个体政府信任水平和政府层级的提高而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