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之检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三年多来,对作为灵魂和核心的立法目的,学界尚缺乏应有的检视。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我们发现其存在着权利界定不清、功能与目的不分以及表述不明等不足。应当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信息权以及信息公开请求权作为核心立法目的,在此指导下重新设计具体规则,以弥补条例实施效果不理想的弊端,并为最终制定信息公开法提供思路。

基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信息公开方式研究——政府网站、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的比较研究

政府网站、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信息公开方式。三种公开方式在公开内容、具体形式、工作重点、评估方式、发展障碍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三种公开方式应突出自己所长,互相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的政府信息公开体系,为公众提供完善的、全面的、各具特色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保密法》《档案法》的制衡

2007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犹如一颗投向大海的巨石,激起舆论浪潮。值得关注的是,在政治民主化、公民知情权日益高涨的今天,大家都将＂板子＂打到了《保密法》和《档案法》的身上。殊不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绩效评价:主、客观指标关系与检验——以2014年度38个国务院部门为例

本文遵循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思路,根据既定的指标体系,利用38个国务院部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绩效的年度评价结果及结构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法,对客观指标与主观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公众的主观评价总是基于某种客观事实;在4项客观一级指标中,"目标实现"对满意度指数的正向影响明显,又以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结果回应等结果性三指标贡献最大。由此,指标体系设计,主客观指标的匹配应以"结果—满意"为导向,将那些与公众关系密切的客观指标作为评价绩效的关键指标。

建构政府信息公开化的桥梁和枢纽——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中的作用探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施行,确立了我国图书馆与政府信息合作共享的法律机制。图书馆有义务、有责任且有条件做好政府信息服务工作,并通过自身的作为,成为政府信息最为集中、最为有序、最方便查询、最快捷获取而且离公众最近的社会信息中心。

汶川地震报道践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遇到重大事情发生，我们的传媒平常习惯于按照上级的指示来采访和选择主题，没有上级的指示主动采访重大事件的情形不多。这次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多数媒体打破了这种惯性态势，反应之迅速、报道规模之大、报道力度之强都是历史上罕见的。5月12日14点46分，新华网最早发出关于地震发生的快讯，随后各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反应很快，发挥了各自信息传递的特长。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背景下的图书馆对策分析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背景下,为了有效地发挥图书馆的作用,从政府信息的寄存、组织、服务等方面分析了图书馆应该采取的措施。

信息公开 地方准备不足——从苏闽川滇数省考察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建立和完善,事关整个政府运作模式的根本转变,需要各方博弈、渐成共识、渐致平衡,过程殊为艰巨。在区域发展极不均衡、政府层级复杂众多的我国实现这一进程,更为不易。

公共档案利用中的隐私保护问题——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看《档案法》的修改

在当代，有关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逐渐朝向三个方向转变：一是隐私权在性质上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展，在各国宪法和行政法学的强力介入下，隐私权逐渐向公权利转变，行政法学界极力构建行政法学上的隐私权保护制度；二是隐私权在权能上逐渐地从消极防御权向积极控制权转变，从单纯的在隐私权受到侵害时请求救济的模式向同时具有对自己的个人资料的积极控制权转变，有人称后者为“新隐私权”；三是隐私权在场域上逐渐从私人领域（个人住宅、隐秘空间等）向公共领域（公共地方、公共记录等）延伸。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潜伏”性缺陷──以台湾地区判决为参照

资讯公开与卷宗阅览存在重大的区别。我国大陆地区不区分信息公开与卷宗阅览,从而导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潜伏"一些缺陷。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系统地解决该问题。首先,确立信息公开与卷宗阅览区别,如果属于信息公开则有单独的救济请求权,但是如果属于卷宗阅览则其针对卷宗阅览的被否决不单独享有救济请求权。其次,在制定大陆《行政程序法》的时候,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卷宗阅览删除而放在《行政程序法中》予以规定。

档案馆与政府信息公开——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说起

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背景下,档案界对于档案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着广泛而多样的认识,本文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条文入手,分析了档案馆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着重对档案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阐述,并对档案馆未来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信息公开、制度安排与责任政府的建设——《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陕西的实施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创设及其有效实施,关乎政府的透明性、公正性和有限性的建设。作为中国西部内陆地区,陕西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过程中取得显著成绩,但研究数据也显示存在着缺乏权威的规范化指导和有效的综合协调机制、公众参与不足、人事编制和相关制度的衔接配套不完善、救济效果不佳等问题。因此,应当建立权威的规范化指导和有效的综合协调机制、推动社会公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参与、完善人事编制和相关制度的衔接配套工作和救济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现实选择——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论文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内容,从立法体系、立法原则、法律监督和公开载体四个角度对比国际经验,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际问题和实现途径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共图书馆的影响及对策

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共同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场所。这对公共图书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论文阐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共图书馆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若干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对档案馆信息开放的影响及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章第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为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是《条例》赋予各级国家档案馆的一项重要职责。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档案馆应该认真研究《条例》的施行对档案信息开放产生的影响。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工作，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而做出贡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档案利用的冲击和促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认了各级国家档案馆作为政府信息查阅场所，此外，它对于档案利用工作电将产生冲击和促进。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之发展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宗旨和原则,范围和主体,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进行了规范,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仍然存在立法层次低、配套法律制度缺位等诸多缺陷,应从思想、制度、监督、实践、法律等方面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尤其是要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和配套法律法规从立法层面加以修改和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众认知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等方式,就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1周年来的认知现状展开调查,针对《条例》宣传不力、公众信息需求偏低、与相关法律冲突、内容缺乏细化等问题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公众认知,协调与相关法律关系,细化内容等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效性及局限性评析

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政府行政公开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一次突破。然而,《条例》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许多案例表明其本身还存在缺陷,分析《条例》存在的漏洞,提出改进建议,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档案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系

1《档案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间的联系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与《档案法》对档案开放的规定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促进民主社会的形成，构建透明政府，满足人民“参政议政”的需要，满足公民的信息权和知情权。政府公开信息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在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形成的文件，而记载政府公开信息的文件，绝大部分在法定归档期内将转化为档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档案法》规定的服务对象有差别，但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