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禁止判决——兼析《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

我国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作为预防性权利救济之重要方式,首先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之确立,是我国行政救济体系之重大理论革新。但从该判决本身及其相关配套制度建构层面而言,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禁止判决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明确禁止判决的适用条件、限定禁止判决的适用范围、拓展预防之诉的受案范围及增设临时禁止公开命令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为例

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基本情况的分析表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对原告申请内容的审查标准、政府信息的认定以及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公开义务的认定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建议从标准的设置与适用、政府信息范围的可操作性范畴、诉讼类型化以及确立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司法审判状况——基于司法案例的评估分析

依法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举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基本法规,自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初步形成。该《条例》经过8年的实施,在推进政务公开,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步伐、保障公民知情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如此,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诸多不足,包括法律制度自身存在的不足,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本刊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与完善"设置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提供的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就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包括: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社会保险信息公开;另外还包括新《国家安全法》出台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家安全"例外规定的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司法审判等。以飨读者。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行,给行政诉讼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它丰富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和直接利害关系都应有新的理解。受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是否超出了法定受害范围?历史信息可不可以公开?在证据问题上,还要适用哪些特殊规则?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如何实施免除公开信息的司法认定?如何裁量公开与信息可分割性?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实践中作深入探索。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学术梳理

兼具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双重特性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预防行政权力的腐败与异化、扩展权利保护的内容和方式、规范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与限度等方面的价值不容忽视。面对快速发展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信息公开与行政效率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构建包括科学处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确立公开原则为指导的审查规则体系、完善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的证据制度、健全责任与制裁机制等内容的保障制度,必将助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良性发展。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规则论析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属于新类型诉讼案件,在审理时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公民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条件分为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两种。信息公开诉讼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负担,对于某些事项,原告同样负有举证责任。在信息公开诉讼中引入简易程序是有必要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作为新类型诉讼案件有其特殊性,其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区别于传统的行政诉讼,需要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来保证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体制的完善。

建立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以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为视角

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引发的争议层出不穷,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也越来越多。虽然《行政诉讼法》刚修订实施才一年多,但新法所确立的判决类型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即将上升为法律之际,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的内容加以完善,真正建立健全我国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切实保障当事人权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发展。

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及启示

本文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为主题,对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重点进行了介绍,从行政法视角剖析了其制度特点,并结合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得到了如下有益的启示:行政救济和诉讼救济之间的良好衔接,注重隐私权法保护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协调,信息公开诉讼中特殊规则的存在,信息公开诉讼的原告资格的广泛性。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律师费制度及启示

为了实现公众对《信息自由法》的执行、惩罚试图阻挠合法信息申请的行政机关、消除诉讼当事人面临的经济障碍,美国国会在1974年修改《信息自由法》时引入了律师费条款:即在《信息自由法》诉讼中,如果原告已经实质上胜诉,法院可以裁决政府承担合理的律师费和其它诉讼费。在《信息自由法》案件中,律师费的裁决是否适当,取决于一个两步走的调查:第一步,原告必须通过其实质上胜诉以证明其"有资格"获得律师费;第二步,原告必须证明其"有权利"获得律师费。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在当前中国的法制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无法与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顺利对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面临诸多困境。适当借鉴外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制度经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管辖及审理方式等的制度设计,是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司法救济的必然选择。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当事人若干问题的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的认定规则应体现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特殊功能。为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知情权,申请公开信息之诉的原告只需符合行政诉讼原告的一般条件,并没有特殊限制;反信息公开之诉的原告资格认定的关键是确定其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受到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侵害。为监督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明确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责任,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适格被告应具有信息公开行政主体资格并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的范围不仅包括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应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公共企事业单位。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运作规则研究——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诉讼,是前沿问题之一,有关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理论论述并不多。本文根据所学行政诉讼法学基本理论,尝试结合当前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探讨先进国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与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进行比较,全面地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之运作规则进行研究,以期引起一些争鸣,达到进一步推动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目的。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中的争议颇多,从争议的具体情况看,排除争议的第一步应当是明确当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基准,为讨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资格提供分析框架。第二步是在运用权利推定技术得出知情权应当受保护的基础上,对照原告资格的分析框架,在就不同类型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提起的诉讼中,具体分析起诉人主张的个人权利是否存在及其是否与被诉行为存在关联性,进而得出相应结论。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质疑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都列为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令人质疑。由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此类行政诉讼案件的复杂性,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案件不完全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不能采取一概由法官独任审理的简易程序,对大部分此类案件应组成合议庭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以确保此类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

2008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启动政府信息公开建设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建设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首次实现了将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由原先仅是地方政府制定政府规章提升至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更高层面，从而为我国今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运作规则探析

行政法的一般理论和域外具体实践无不表明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保障。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是行政法中一个全新的领域,其对我国传统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适用性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尤其是在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可诉性、当事人资格、审理规则和证据规则等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特殊性。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013年28个案例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分析了2013年全国范围内为发生的28个信息公开诉讼案例,发现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是诉讼案例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诉讼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打造顺应时代的阳光政府。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9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针对2013年发生的29个信息公开典型案例,从案例的发生地、公开申请事项、行政机关答复以及诉讼结果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各地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顺应时代打造阳光政府。

行政诉讼视角下档案馆提供政府信息利用服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7年1月通过,2019年重新修订实施,从法律层面对政府公开信息的义务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作出了相应的规范。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逐步推进,近年来,档案馆作为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的场所越来越被公众认可,到档案馆查询利用政府信息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而当利用者的查询利用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由此产生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也越来越多。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救济制度——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视角

2007年4月2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施行)结束了中央立法的空白,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条例第33条直接确定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救济途径。但在当前中国法制的框架下,该条例如何贯彻实施(尤其是如何与行政诉讼制度对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应尽快从理论与立法上建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