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空间与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

本文在考虑政府财政调整能力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财政-政府负债特征构建适用非线性财政反应函数,通过分析不同经济状态对应的财政空间情况展开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并进一步将财政后备作为财政调整的储备渠道纳入分析,探讨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缓冲建设。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初现"财政疲劳"迹象,采用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函数能更好拟合我国财政反应现实,而危机后我国财政空间呈不断缩减趋势,且经济低迷时经济增长滞缓会进一步缩减财政空间,政府应关注财政空间使用效率。同时,随财政后备上升改善财政反应的"垂直效应"加速抵消增大财政调整成本的"水平效应",且现阶段提高财政后备改善财政反应的边际递减效应不显著,政府应增加财政后备,这一举措将使得经济低迷时的财政空间提升8.85%,经济处于常态时提升8.59%。

中国居民储蓄、财政空间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

本文从居民储蓄视角探讨中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并结合政府财政反应函数演变趋势和负债.上限决定机制,分析居民储蓄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居民储蓄会增大财政调整成本,居民储蓄提高了政府负债均衡点,但需要警惕居民储蓄过高放大经济无效性的风险;居民储蓄通过债务耐受度会影响政府偿付意愿,对政府债务是否可持续产生关键影响;中国.从2019年开始财政空间呈大幅下降趋势,政府应关注财政空间的利用效率。

财政疲劳、储备渠道与中国政府债务上限的测算

文章首次将居民储蓄存款引入财政反应函数,提出了政府财政调整的"储备渠道",并测算了现阶段我国政府债务的上限,最后基于前瞻性的情景模拟法分析了我国政府债务及其上限在2013-2030年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我国财政运行中确实存在"财政疲劳"现象以及对财政调整产生负向影响的"储备渠道";(2)我国政府债务率的上限为0.848,足够大的债务空间保证了当前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3)情景模拟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是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风险源,而居民储蓄存款的释放则能够抵御利率市场化的不利影响,但单纯依靠居民储蓄存款的释放不足以完全对冲正利差环境下过渡期的潜在风险,政府仍需要主动采取措施来提高承债能力。

财政规则能抑制公共债务膨胀吗?研究进展与启示

管控公共债务风险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项旨在促进财政可持续性的政策设计,财政规则被近百个国家采纳,在经历了第一代财政规则和第二代财政规则两个阶段后,财政规则越来越注重灵活性、简单性和可执行性的平衡与统一。财政规则通过减少自由裁量权和提高预期违规成本来增强财政纪律,通过降低债权风险溢价来提高政府信用评级和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增强财政政策反周期性和缓解财政政策力度过大来抑制公共债务。但抑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自身特征和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影响,财政规则设计需特别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对于中国而言,财政规则设计应更加注重法定性和预期性,在约束性的基础上体现灵活性和适应性,设计激励约束兼容的财政规则机制,是中国建立防范财政风险长效机制的基础性工作。同时,文章的研究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关系协调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广义“财政疲劳”现象研究评述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者们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评价方法的重新审视,传统的基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的检验无法解释政府债务由危机之前看似可持续突变为不可持续的现象。"财政疲劳"现象研究则从一国实际财政调整能力和最大债务承受上限出发,合理解释了危机中政府债务可持续状态的突变过程。本文首先根据狭义"财政疲劳"及其理论基础拓展出广义"财政疲劳"概念,接着从债务上限效应、通胀效应和产出效应等方面对"财政疲劳"现象研究进行了述评,最后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中国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规则性、政策态势及其稳定效应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基于1992—2009年间的季度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国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规则性、政策态势及其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期对这一重要经济现象进行深入政策解析。研究表明,1992年以来税收收入规模变化具有较好的规则性,但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政策态势:1998年以前为积极的和顺周期态势,1998年以来则为消极的和反周期态势,表明税收政策态势转变,即更加积极地追求产出稳定特别是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这在确保稳健的政府债务状况和产出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分析还表明,税收收入规模变化的规则性有助于增强政策有效性,更好地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在1998年以前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明显错配,1998—2007年间则具有很好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