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我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率提高1%会导致居民消费率降低0.13%,且这一负向关系在不同的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下都是稳定的,相反,私人投资并不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此外,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改变了产业结构及收入分配,从而影响了居民消费。

基础设施政府投资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基础设施在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需要在政府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明确划分职责。政府投资的重点是具有纯公共物品的基础设施,以及部分准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基础设施政府投资项目在风险管理中的问题包括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范围过宽过大,存在过度投资风险;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领域仍处于垄断地位;基础设施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运营效率不高;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较大的债务风险;基础设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主要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风险管控能力弱;等等。本文针对我国基础设施政府投资的现状,以及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根据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了进一步明确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的边界,降低政府过度投资的风险;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防范垄断经营风险;努力提高基础设施政府投资项目的运营效率,降低资源配置风险;治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债务风险,促进地方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政策建议。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应强化政府公共投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短缺,是我国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存在的差别以及政府公共投资的职能等方面,阐述了政府公共投资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应发挥的作用,并提出若干建议。

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政府投资效益分析

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在推动区域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政府对于这类项目的投资不仅是财政政策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长远经济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使得政府投资的战略性、前瞻性和效益性成为评估和决策的重要依据。在经济学理论的视角下,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政府投资不仅仅是一项财政支出,更是一种公共资本的积累。

基于政府会计准则的公共基础设施核算与管理

为了探讨我国公共基础设施核算与管理的现状及问题,规范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会计核算,提高政府资产管理水平,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行《政府会计准则第5号——公共基础设施》的内容和不足,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提出明确公共基础设施分类、明晰公共基础设施记账主体、选择适合的核算方法、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的信息披露等四个方面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核算与管理的建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订印发《教育强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公共实训基地方向)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就业规〔2024〕12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工作,更好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作用,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

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税费结构调整——基于我国省级政府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1～2015年全国22个省级面板数据构造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地方政府税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税费显著正相关;就税费结构而言,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收费的相关度显著高于地方政府税收;从公共基础设施行业分布看,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收费的相关度显著高于社会性基础设施;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政府收费的相关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刚性增长下税费结构性调整的相关建议。

加强政府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管理的思考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日臻完善,进一步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持续的动力.本文以县(市)级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工程项目为出发点,研究如何抓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资产管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城市化进程、政府投资决策提供借鉴参考.

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变迁看未来农村公共投资方向

使用101个样本村的3期面板数据和2007年2000户农户的截面数据,本文在详细描述样本地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变迁的同时,结合村民对当前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和投资意愿,系统地讨论了今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着重注意和解决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村村级公共基础设施在最近10年有显著的改善,然而不同类型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程度有所不同,很多基础设施仍难以满足村民的需要。结合村级公共基础设施的变迁以及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和投资意愿,今后农村公共投资需要继续投放于道路、灌溉和饮用水等领域。在投资区域上,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农村地区的扶持和补贴力度,同时进一步理顺公共服务投资体制和提供机制。在道路投资领域需要重点关注乡村道路,村组道路的硬化工作和田间生产和机耕道路的改善;在灌溉投资领域需要加强农村灌溉水源清淤和灌溉渠系的维护和防渗防漏工程建设;在饮用水领域需要为那些存在饮用水质量安全隐患的农户寻找新的水源,鼓励和引导村民使用过滤消毒设施,逐步将分户供水转化为集中统一供水。

模糊环境下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评价研究

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运行的支撑体系和物质载体,提高它的利用效益已经成为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资金的投入对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基础设施资金分配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地投资给不同的城市建设企业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根据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环境的模糊性,通过使用三角模糊数,在引入交易成本的基础上,考虑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建立了基于模糊环境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使得在给定风险最大容忍水平的前提下,追求政府资金收益最大化。本文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运用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中,在考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2000-2013年的最优投资比例。研究结果显示:国家一直将北京作为重点投资城市,在受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下,其它三市的投资比例逐渐减少,并在2012-2013年期间北京的投资比率达到了64.41%,这对天津和重庆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在2012-2013年期间天津的投资比率降到了5.22%。在四大直辖市中,上海的公共基础设施数量一直占有相当的优势,加上世博会的影响,上海的投资比例在2000-2011年期间一直保持稳定上升。综上可见,北京和上海仍然是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为了全面加快城市建设,应该在抓重点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大对偏远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的投资建设支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

我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效率研究

文章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大量基础设施需求的资金"瓶颈"、资金效率和渠道,通过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了我国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效率、结构和影响这些资本投入总量的内在机制。结论是: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既需要政府公共投资,也需要市场化私人投资,两者的比重与效率为倒U型,其最佳融资比例结构约为1:2;相对公共资本,私人资本的逐利行为对基础设施投资有更高的产出效率;私人资本投入规模受居民消费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公共资本拉动的影响;公共资本投入的规模受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采用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退出基础设施市场,"公"、"私"并存才能更好地取长补短。

公益性·垄断性·收费性·竞争性——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多元化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公益性、垄断性、收费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公益性和垄断性决定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非市场性”;收费性和竞争性又决定了其投资的“市场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多元化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配合问题。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为此,提出如下建议: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建立以收费为主的成本补偿机制;实行与投资多元化相配套的多样化的经营方式。

“一带一路”沿线省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研究——基于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的比较分析

为探究交通基础设施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在考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模型。文章利用2007-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省市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方法,分析比较交通基础设施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市的交通基础设施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其中,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的效应要大。因此,建议为私人投资创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合作的投融资改革,以便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加强经济联系,实现共同发展。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益的数量分析

本文讨论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内涵、外延和基本特征 ,构建了测算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益的计量模型 ,并对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进行了量度和实证分析 。

政府会计改革中公共基础设施核算的难点及解决路径

为了加快政府会计改革,建立健全政府会计准则体系,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府会计改革的措施,尤其是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核算发布了相关会计准则。当前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在核算和管理中存在诸如公共基础设施核算范围与核算主体不明、存量公共基础设施难以入账、计提折旧方法不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相关账务处理与管理公共基础设施两个方面进行解决对策的探讨。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保障,而投资力度将直接决定和影响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分析方法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领域,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投资关系和投资行为。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来看,地方政府与农民的投入都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在理性的制约下,从自身利益考虑,在投资额度方面不会选择(增加投资,增加投资)这一双赢的策略组合;而在投资态度方面,博弈的结果则取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总成本的大小。其博弈关系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博弈本身的策略依存性。为此,建议从完善博弈规则、明确政府的投资主导作用、健全引导农民投资的激励机制、拓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等方面优化投资策略,从而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吗?——基于面板双重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的面板门限模型研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中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双重门限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未达到第一门限值0.813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为显著的负向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存量跨过第一门限值0.813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当积累至第二门限值3.965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下降,呈现明显的收敛效应。在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地区也均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其中东、中部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也均呈现出负向、正向与收敛效应;西部地区在跨越第二门限值后才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尚未表现出收敛效应。最后根据二者间的非线性双重结构变化关系,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政府、社区与市场供给——基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剖析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指出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准公共品和俱乐部品性质建立政府、社区与市场供给的多方供给模式。包括界定各级政府财权事权范围,发挥公共财政主渠道作用;通过新的投工投劳与“一事一议”制度积极引导农民参与供给社区性基础设施;明晰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吸引市场力量参与盈利性基础设施供给管护等。

公共物品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模式刍议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政府提供的主体性。应构建以政府投资为主体,民间投资、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模式体系。

政府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资效应分析

当前中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轨的过渡期,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是如此。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增幅不到位,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一直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应切实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政府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投资,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