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司化:环境群体性事件生发的体制解释——基于启东事件的考察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对内生性矛盾。当前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此伏彼起的频发态势,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可以说,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负外部效应之一。抑制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负外部性的关键在于平衡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在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以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地方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昭示着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体制需要转型,这也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

地方政府公司化与增长联盟研究文献综述及其引申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外学者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不同视角的解释框架。围绕地方政府公司化,国内学者从两个层面去分析。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中增长联盟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描述,都不能只停留于社会学和经济学层面的研究,还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学科资源。

土地制度和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对“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的反思

“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框架难以完全解释建立在中国特色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基于“新苏南模式”的经验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快速发展秩序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优越性。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制度,把土地作为公有生产资料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形成政府主导的、公共性的城市开发体制。同时地方政府不断改革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普遍、公平地实现市民化,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形成城市开发的社会基础。苏南的经验对全国后发地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土地制度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又快又好的城市化模式,不仅促进了城市快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和农民新型关系的形成。

我国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与债务风险:形成机制与化解策略

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是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制度安排的产物,也是我国泡沫经济产生的基础性因素。地方政府公司化引发的日趋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与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安排之间只有事实上的联系,而没有逻辑的、必然的对应联系。未来应该维持中国这个特有的竞争制度优势,同时也要通过中央地方就财权和事权的改革以及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继续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强大的动力。在中国地方政府目前特殊的举债融资机制下,即使偿债率、债务负担率等指标不高,也可能因泡沫经济破裂而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为了守住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管理好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尽早斩断可能引起泡沫破裂与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纽带,事先排除隐藏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中的各种"隐形地雷"。

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模式与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动中国区域及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等视角,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在既有激励约束条件下会"如何作为"。文章基于实践,总结提出将中国地方政府拟化为一个理性经济主体-"公司",从"经营公司"的视角来理解地方政府在外部机制和制度约束下的运作逻辑,以此分析地方政府城市经营的逻辑。研究表明,在中国分税制、土地制度、土地产权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多重约束下,地方政府"公司化"运营行为导致了地方上较高的土地财政规模和过去几十年中"化地不化人"的城市化模式。

地方政府“公司化”、公众福利弱化与财税体制改革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财力的壮大与公众福利弱化(如环境污染问题、高房价问题等)成鲜明对比,削弱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值得警惕的是,相对于自身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对公众福利并不热衷,却往往充当公共负福利的"助推者"而非"制裁者"。当前的财税体制导致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明显,其更关注自身利益而没有强烈意愿解决环境污染、高房价等公众负福利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强化的法规的制约作用外,更需要从财税体制改革、改善政府考核机制等深层次因素加以考虑。

基于税收博弈分析的公司制地方政府可行性探讨

本文以扩展的古诺博弈模型为分析工具,假设地方政府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盈利性组织,通过对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的博弈分析,结合英国地方政府改制经验,从税率与税权制度安排的角度讨论了建立公司制地方政府的可行性及其意义。

欠缺性市场:私营经济发展的政府约束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十分显著,并集中体现在对私营经济约束活动当中。本文分析了当前政府干预私营经济发展的几种典型形式,包括对私营企业的"三乱"行为、地方政府公司化、官员"挂职"私营企业、政策歧视、以及扩张性财政。文章认为政府的干预导致欠缺性市场的出现,并对私营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中的羊群效应分析与治理

地方政府对推动我国地区的发展以及GDP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地方政府有时会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的指导准则,工作范畴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职能范畴。这种发展模式类似于公司的经营方式,属于典型的"羊群效应"。本文以"地方政府公司化"与羊群效应为理论依据,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中羊群效应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探索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中羊群效应形成的原因,并据此提出若干旨在修正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中羊群效应的对策与建议。

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不足与外资需求偏好之经验分析

当前,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市场分割以及政治寻租等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它们也是引发中国外资需求偏好的重要原因。经验分析也表明,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不足与外资需求偏好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并且有因果关系。因此,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并依法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是降低外资需求偏好进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有效途径。

政府机构公司化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误区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公司化是最大误区。公共权力如果也和竞争性行业一样完全市场化,是非常危险的。其直接后果是滋生公共权力的寻租和各种腐败现象,长远看来则破坏政府威信和社会管理体系,从根基上毁坏社会稳定的基础。

中国地方政府“准公司化”特征及其软预算约束

地方政府准公司化特征在当代中国随处可见。本文基于若干学者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准公司化"特征是中央向地方分权改革的"副产品"。其演进遵循了一定的"经济学逻辑",即地方政府追求可支配财力最大化。它是特殊历史和制度背景下非典型性地方政府竞争的内生产物。地方政府"准公司化"业已产生日益严重的负面后果,即其内在的软预算约束产生的系列问题。本文籍此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准公司化"特征是若干项改革破题的重要环节,正视而非回避中国地方政府的准公司化特征,才能使各项改革得以突破。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决策——以房地产利益集团为例

追求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中国地方政府,因其行为"公司化"倾向而导致其公共政策可能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捐税"行为所左右。上述现象已经在房地产领域得到证实。在既有中央和地方关系背景下,房地产商作为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正是利用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这样的"捐税"行为,成功俘获了地方政府,致使中央旨在抑制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失败,同时,让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承担双重成本。解决的方法包括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以及"税制再改革"等。

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中的羊群效应:行为分析与治理

地方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些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顾本地经济实际情况,盲目模仿其他地方政府的决策,出现了经济决策中的"羊群效应",这一非理性行为导致地方政府未能有效地履行自身的经济职能,浪费了公共资源。本文在分析经济决策中"羊群效应"的表现和危害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公司化"和决策机制角度出发,探讨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治理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形成的内在机理分析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交织并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机制使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具有制度的内生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官员晋升锦标赛与地方政府公司化;二是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三是逆向预算软约束与土地财政金融化。地方政府债务膨胀一方面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呆账、坏账的信用风险,影响到政府信用;另一方面,也可能会诱发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终身问责制探究:基于地方债务治理的分析框架

地方债务治理视域下的终身问责制是一种以财政责任为内核的公共责任机制,主要适用于地方政府的增量债务,其制度构成可以从角色担当、说明回应和违法责任几个方面加以阐明。终身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面临着领导责任异化与集体行动困境、程序正义缺失与督促监管困境、立法回应不足与责任追究困境,并深受地方政府公司化等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终身问责制的立法需要对适用范围、追贵主体、追责对象、追责程序、责任形式、豁免事由作出回应,同时辅之官员考核评价机制的变革以及地方融资监管制度的构建。

面向新世纪的行政法（下）

三、关于管制改革的三种视角 全球化进程所激发的市场导向的管制改革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考察.全球化本身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概念,表示国家只是越来越间接参与各种复杂、激烈的法律和社会进程.很多情况下,这些进程大大降低了一国的自主性,虽然国家可能并不希望事态如此发展.例如,一个国家可能希望执行某些国内政策以缓解日益增加的海外生产的扩张引起的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