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回应性、政治支持与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基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调节分析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而政府的回应性对公众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既有文献对于政府回应性在何种条件下如何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仍相对缺乏。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构建政府回应性与公众政治参与之间的理论模型,并运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000份有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法对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回应性正向影响公民政治参与,政治支持在政府回应性与政治参与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反向调节政府回应性与政治支持的影响关系;政治支持在政府回应性对公民政治参与影响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受到个体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反向调节影响。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视角研究政府回应性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拓展和增强了公共选择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的应用情境和检验效力,为促进政府有效回应、增进公民政治支持、推动政民互动等提供实证研究依据和实践方向指导。

支出预算偏离与地方政府回应性——基于民生需求的考察

地方政府对辖区居民的需求做出回应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为考察支出预算偏离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我国2011—2020年29个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民生需求回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支出预算偏离显著抑制了地方政府的回应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财政透明度可以规范政府执行预算并强化公众参与预算执行过程,进而弱化支出预算偏离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负向作用;预算偏离对回应性的抑制效应在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领域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更为显著。

横向税收竞争与地方政府回应性——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成员需求是国家治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2010—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共2538个样本数据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横向税收竞争显著削弱了地方政府对辖区居民的回应性,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普遍性,不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原因在于,横向税收竞争减少了地方政府可以用于回应辖区居民需求的财政收入,导致了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缩减,从而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既有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的研究领域,为规范税收竞争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也丰富了有关政府回应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相关政策选择。

政府回应性框架下的网络问政及治理思路

政府回应性框架将政府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将政府回应放在政治、行政、经济与技术等环境中去审视。把网络问政嵌入政府回应性框架之下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行政生态环境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明确了网络问政在影响政府回应因素中的位置,表明了网络问政对政府的回应性的挑战,为政府如何应对网络回应提供了思路。网络问政建设要注重宏观和微观环境的改善。宏观层面,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微观层面,要对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及妥善应对,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回应方式虚拟同现实相结合,回应制度化与常态化。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增强政府回应性的政治学思考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能够积极地对市民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公众的利益需求。而增强政府回应性对构建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但我国政府回应存在来自政府自身和市民社会的双向挑战,因此,也必须从政府和市民社会两个维度中寻找有效路径加强政府回应,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政府回应性视角下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政府回应性是现代治理体系下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体现了政府行为符合公民意愿的程度,在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北京市“接诉即办”机制对应了政府回应性理论中“政府决策或问题解决后进行监督与反馈”的内容,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以基层为中心的超大城市的治理试验。其经验与启示是,构建将群众诉求摆在核心位置的回应性政府、注重现代信息在治理中嵌入和坚持党建引领、资源整合以完善全过程回应。

目标责任制能否提高政府回应性?——基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分析

【问题】目标责任制已作为绩效管理的有效方式被广泛实践。大量研究揭示出目标责任制在强化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改善政策执行力度中的作用,但较少研究关注自上而下的目标考核机制对政府回应性的意义。本研究以保障性住房政策为例,考察目标责任制在强化地方政府政策遵从行为的同时,是否会提高地方政府对当地公众诉求的重视程度及回应性。【方法】本研究以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与建设目标考核为例,结合“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政务大数据与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构建2010—2015年间全国3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库,运用多层模型探究目标责任制下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压力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发现】“十二五”期间,保障房建设目标更多、目标责任制压力更大的城市对本地居民住房诉求的回应度并未显著增加;相反,房价收入比较高、住房需求较大的城市,当地官员对公民住房诉求的回应性较低。【贡献】在社会民生类政策领域,目标责任制在促使地方政府主动回应公民诉求方面的作用有限。本研究对完善责任监督制、完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有所借鉴和参考。

官员晋升激励会影响政府回应性么?——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大数据分析

【问题】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得到充分讨论。那么,官员晋升激励是否也会影响政府回应性呢?【方法】基于2018年北京市172.5万余条12345市民来电大数据和28.1万余条政府回访大数据,从回应时长、联系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四个维度对基层政府回应市民诉求的模式进行多维测量,进而结合街乡镇和区两级主政官员的晋升履历编码数据,进行多组OLS回归分析。【发现】(1)政府回应性包括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2)主政官员的晋升激励,譬如年龄、特殊工作经历和晋升路径,均对政府回应性产生显著影响。(3)不同层级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影响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性的面向和机理存在差异,街乡镇政府更倾向程序性回应而区政府更倾向实质性回应。【贡献】本文拓展了既有研究对政府回应性的“社会中心论”解释,发现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在科层制内部同样为政府回应性提供动力,且形成了“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社会”的特殊性三元作用机制。

压力即动力:纵向权力关系与地方政府回应性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回应性政府的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既有研究多是对政府回应性的“社会中心论”解释,亟需进一步从国家中心论视角考察政府内部纵向权力关系如何影响政府回应性。从“诉求—回应”政民互动过程的“输出端”入手,基于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的海量政民互动数据,考察纵向权力关系的回应性生产机制,可以发现下级政府在回应上级政府转交的诉求时回应质量更优,上级权威、回访、考核、激励等制度因素是纵向权力关系促进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关键动力。

困境与理路:网络问责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随着公民问责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政府对网络问责的回应性不断提升,取得了良好的回应效果,但依旧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政府权威信息缺失、政府回应的思维方式滞后、回应方式失当、官员回应能力和素养不足以及政府回应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等。要提高政府有效回应网络问责的基本理路,需推进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提升官员回应能力与素养,建立长效的网络民意收集与反馈机制,完善规范政府回应行为的法律法规,提升政府回应的主动性。

政府回应性及其提升途径研究

有效增强政府回应性,不仅是扩大民众参与程度,也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权威的主要问题。政府回应机制由政府、参与途径和民众三方面构成,而政府回应性的缺失也主要表现在这三方面。因此,要提升政府回应性,也必须从政府主体建设、参与和回应平台建设、民众客体建设这三方面加快速度。

财政分权、审计监督与地方政府回应性——来自市级民生财政支出的经验证据

对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在政府和社会成员通过协商互动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现代国家治理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治理结构分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技术现代化等特征。为考察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成员”三元主体的回应性理论框架,并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市2010-2018年2538个民生财政支出样本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的回应能力和回应意愿抑制地方政府对辖区民生需求的回应性。尽管审计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对民生需求的回应性,但仍不足以抵消财政分权引发的回应性削弱。原因在于审计监督只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地方政府的回应能力,而对地方政府的回应意愿并无影响。本文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有关政府回应性影响因素的探索,也为财政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横向权力结构与地方政府回应性:分职与协同

进入数字时代,网络问政成为政民互动的新生渠道,为回应性政府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政民互动过程中,政府对于公众诉求的回应绩效既涉及部门间差异,也涉及部门间协同。政府内部横向权力结构约束着政府回应能力,构成政府回应绩效差异的制度成因。研究发现,部门分职塑造了政府回应绩效的部门间差异,而跨部门协同显著提升政府回应质量,尤其是权威性更强的议事协同的回应性生产效应更为明显。

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13个市级政府为例

为了深入剖析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文章以江苏省13个市级政府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s/QCA)?,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深入探讨了影响政府回应性的多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研究发现:单一影响因素并不足以成为影响政府回应性的核心要素,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完备度、城市数字化水平、公众互动需求和公民发帖情绪等多重因素并发,形成了影响地方政府回应性的3种组态形式,即“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完备度+城市数字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完备度+公众互动需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完备度+公民发帖情绪”,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完备度在提高政府回应性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政府应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完备度的作用,加强城市数字化水平、公众互动需求和公民发帖情绪等多要素的协同整合。

政府回应性:作为日常治理的“全回应”模式——基于LDA主题建模的地方政务服务“接诉即办”实证分析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全量回应市民诉求正在成为我国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新形态。“全回应”模式具备即时全量回应、全部门回应、全层级参与等核心特征,因而政府回应性研究应从关注“回应与否”转向“回应质量”。信息技术赋能之下,接诉平台会汇集的公众诉求数量大、议题领域宽、行政层级跨越广、情绪指征鲜明、诉求表达充分度高,催生出新型政府回应模式及特征。本研究利用政策信息学主题建模方法细化诉求分析粒度,针对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多平台诉求类数据,考察政府回应效率、回应方式、回应详实程度等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诉求主题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诉求来源、行政层级、诉求主题类型等因素皆会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相比之下,诉求的情绪呈现与诉求长度对政府回应的影响较弱。

公民问政策略与政府回应性——以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为例

提高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是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从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爬取的8928条公民诉求帖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与市民在网络空间进行政治互动的一般特征,并考察网民问政策略与政府回应性的关联。研究发现,重庆市政府对公民网络问政帖的回应率总体较高,尤其是基层区县政府对网民诉求响应积极,且政府对民众不同议题的诉求回应并不呈现显著的选择性。网民的问政策略构成政府回应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些诉求明确、关注度高、涉及多重议题,以及影响到民众集体利益的诉求帖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有效回应。

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网络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场域,直接改造着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模式。通过对网络问政平台公民与政府行为记录的大数据分析,可以考察网络空间的公民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性。近年来,公民通过网络表达政治诉求的规模大幅增长,经济发展类议题关注度最高,民生福利类议题次之,然后是国土建设类、农村类和贪腐类议题。面对日益增长的网络参政,地方政府大力强化政府回应性建设。时空因素、议题归属和诉求表达方式是政府回应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反映着网络空间政治互动三要素——制度、政府和公民的演进和互动策略。

美国高级文官制度与政府回应性

美国从建立文官制度到确立高级文官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高级文官制度的建立,顺应了加强对政府政治进行控制的要求。这项制度建立后,通过对高级文官实行制度化专门管理,增强了政府的政治回应性,也使政府的技术回应性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重塑科层“条块”关系会提升政府回应性么?——一项基于北京市“吹哨报到”改革的政策实验

现有研究多讨论各种外在社会压力带给政府回应性的持续动力,而较少关注科层内部运行机制,尤其是错综复杂的科层"条块"关系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北京市"吹哨报到"改革试点恰提供了一次政策实验机会,它通过科层"条块"流程的重塑,在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探索出一种以政府内绩效考核激励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化民意回应机制。本文基于2017至2018年180余万条12345热线问政大数据,通过对试点和非试点街乡镇的双重差分分析,发现"吹哨报到"改革的确显著缩短了政府回应时长,并且在多种检验条件下结论依然成立。这说明,党建引领、流程重塑、绩效考核与技术赋能等机制创新,正在重塑科层内部"条块"关系,并提升政府回应性。

网民政治参与和政府回应性研究

在中国,近年来网络政治参与的广度不断扩展、深度不断深化、宽度不断拓宽,其影响力日益增强。政府能否对网络政治参与作出及时、恰当、有效的回应,成为影响政府形象、制约公共管理效率、涉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以广度、深度和宽度三个维度为衡量标准,当前网络政治参与不但具有政治参与的一般属性,而且相比于传统政治参与模式,具有更加能够提升政治参与水平的特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作出回应。政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反应速度、处理效率和处理结果等三个指标,则反映出政府回应的水平。政府对于网络事件的回应属于被动型回应,而政府主动和网民进行互动,则属于积极的主动回应,后者是政府回应网络政治参与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