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理论内涵、发生机制与完善进路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引导经济社会走向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然而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有其特定的理论内涵、发生机制及完善进路。进一步对引导型政府职能进行分析,对于丰富中国公共行政的研究视角、推动中国公共行政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公共产品纯政府型供给模式的批评性考察

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纯政府型供给模式必然有效。事实上,公共产品纯政府型供给模式存在着政府行为目标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政府习惯于垄断和缺乏竞争、政府时常轻产出和缺少事业心等诸多问题,由此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质量的低下和数量的不足。只有审慎地对待这些问题,我们才不会对该模式过于盲从和迷信。

解读“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概念

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一书中提出并探讨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在总结亚洲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提升,其主旨是要解决中国的行政改革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府职能模式的问题,代表了政府职能模式建构的一个新的视角,无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路径选择,它都是一个可资借鉴和思考的参照系。

协商民主视域下政府共商型决策模式之建构

推进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需要建构一种共商型决策模式。而作为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形式的协商民主,对推进共商型决策模式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从实践看,应以协商民主为契机,通过决策环境、决策能力、决策机制的优化、提高和完善,推进政府公共决策向共商型决策模式转型,进而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有效实现"善治"发展目标,切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政府职能出发理解中国道路——兼论中国特色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风险社会"不期而至,向世界各国提出了社会治理变革的诉求。正值西方发达国家疲于应对这一诉求而陷入发展的困境时,中国不仅有效化解了危机而且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于是,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崛起并尝试性地发现中国道路的奥秘,以求为全球经济复苏与社会进步提供一剂良方。遗憾的是,传统的中国道路研究因缺失了"立足中国""学科融合"的政府职能视角,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在政府职能视阈下解读中国道路,可以发现:中国道路的奥秘就是中国政府创造性地使用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模式不同于主导型模式,在主体上归属于服务型政府且具有全球性价值。

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20世纪后期,"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不仅挑战了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提出了政府转型和政府职能模式创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政府率先迈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步伐,创造性地选择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提出源于对如何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实践以是否获得服务型政府理论支持而呈现为不同样态。历史事实证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主体归属于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将依赖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自觉。

环境管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分析——以江苏省化工园区为例

文章指出,化工园区环境管理需要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产业发展方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安全与风险防范等方面进行引导,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各项法律法规、文件规范要求,加强化工园区环境管理,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环境安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在化工园区环境的管理上存在着3个方面的局限性:社会支持有限、物质资源有限、管理水平有限,这与化工园区的自身特点有关,也与政府的管理水平现状有关。政府需要从加强公众参与、促进信息公开、优化基础设施、提高管理水平上进行改善,以建设生态型的化工园区为目标,贯彻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理念,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浙江省政府引导型科技金融融合服务模式研究

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浙江省一直以来都是创新创业的沃土,涌现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科技型企业。而这些成绩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离不开科技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浙江省探索科技与金融的创新融合,在财政创新支持方式的带动下,全省各地建立了多个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创投服务中心、科技银行和科技担保为主体的"四位一体"的政府引导型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模式,创造了科技金融发展的"浙江模式"。文章对浙江省政府引导型科技金融融合服务模式的基本情况、主要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罗斯福新政与美国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以炉边谈话为线索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遭遇了"大萧条",扮演"守夜人"角色的政府推崇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缺乏对市场的有效控制,不能担负起摆脱经济危机的重任。罗斯福在当选美国总统后,有意识地采取政府干预市场的新政,制约"三权分立"中立法和司法的力量,拉近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干预市场打开了局面。通过罗斯福任职期间为政府干预措施造势的30次炉边谈话,可以清晰地看到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行脉络。

解构“中心-边缘”结构——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下的中国道路

"中心-边缘"结构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看,"中心"和"边缘"在国际关系方面,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着"中心"地位,广大后发展国家则处于"边缘";而在一国内部,不论是中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都有其自身的"中心"和"边缘"。"中心-边缘"结构常常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这一结构的长期客观存在使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或群体面临着不利的环境。伴随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特征,当前在我国发展属于服务型政府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解构"中心-边缘"结构的关键。

公共产品纯政府型供给模式:必要性解析

公共产品纯政府型供给模式作为由政府独家包揽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的一种具有一定典型性之公共产品供给的标准式样,不应当被简单地摒弃和用市场型供给模式取而代之。事实上,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市场失灵、个人自主供给的困境以及政府自身的特性均彰显出纯政府型供给模式存在之必要性,因而即使在市场型供给模式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也不应完全忽视甚或全盘否定纯政府型供给模式的价值。

基于化工园区建设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分析

化工园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需要从城市总体规划、制定差异化政策、软环境引导管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引导。引导型政府模式在化工园区建设中存在社会支持有限、管理水平有限、可使用的物质资源有限三方面的局限性。局限性的存在既有化工园区建设的固有特点如投入大、产业聚集关联度高、外部性等因素影响,也有我国现阶段政府管理水平、公务员素质、土地资源、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有限等方面的原因。政府在化工园区规划和建设中,要以建设生态型的化工园区为首要目标、优化政府管理职能、坚持效率原则配套园区的基础设施,实现化工园区的高水平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共赢发展。

基于中国治理实践对西方四种政府治理模式的批判及超越——兼论党领导下的人民型政府治理模式

盖伊·彼得斯总结了西方四种政府治理模式,即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式政府,为中国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然而,西方四种政府治理模式已难以解释当前中国成功的治理实践。事实上,通过对四个维度的中国治理实践分析表明:共同治理上,“政府—市场”的正和博弈超越了市场式政府中“政府—市场”的零和博弈;人民参与上,“中国全过程参与”超越了参与式政府中“阶段式参与”;组织架构上,组织持续变革超越了弹性化政府中临时组建组织;价值追求上,公务员始终为民负责超越了解制型政府中公务员的责任解制。为探寻符合中国治理实践的治理模式,基于中国政府治理的人民主体、党的人民理论和人民价值追求,将中国政府治理模式概括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型政府治理模式,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政府治理。

论政府行为模式从控制向引导的转变

自政府产生以来,都是以社会控制为基本职能,统治阶级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获得等,都是通过政府的社会控制去实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是运用暴力和在暴力的支持下去进行社会控制,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则是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同时,也有着不断刷新控制技术的追求。但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控制,都会出现"控制悖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控制失灵"的问题。20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学者们围绕政府的社会控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尽管政府的控制技术得到不断的提升,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迅速地增长,从而使政府一直处于控制能力不足的局面。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政府的社会控制追求如果不改变的话,将会使政府陷入与社会全面对立的境地。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代之以引导取向的行为模式。其中,建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保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控制功能的正确路径。

关于建设黑龙江省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对策思考

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关系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协调发展,是政府行政模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深化黑龙江省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则是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必然选择和正确选择。

试论引导型政府生态管理职能

张康之教授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新观点已内在地包含了"引导型政府生态管理职能"概念。它是一种适应我国国情的政府职能定位,集中表现为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政策方针。目前,其强化路径主要在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生态相对优先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环境知识的把握及其运用、完善实行"预防为主"方针的政府生态发展规划和政府生态责任制度、引导广大公民的生态政治参与和社会不断走向生态环境自治。

后工业化进程中政府职能模式的选择

当前,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社会的高风险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由此必然推进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向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而政府也将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根本的历史转型,与之相伴地必然是政府职能模式的转型。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将成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形态,将积极有效地推进政府后工业社会职能角色合理而充分地实现,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及内涵

社会管理模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社会管理模式的演进历程可以明晰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社会管理格局的发展趋势,把握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模式的科学内涵。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看,社会管理模式出现过政府全能管制型、社会自治型、市场服务型三种历史形态,政府全能管制型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新时期,宏观环境深刻变化,社会生态整体变迁,迫切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对以往社会管理模式的传承和"扬弃"是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应势而生。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鲜明地体现了善治理论趋向。

国际投资促进体系组织模式研究

在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投资促进已经成为各国非常重视和着力发展的工作。各国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投资促进体系组织模式。中国投资促进发展相对滞后,有必要对国际投资促进体系组织模式进行综合考察分析,以利借鉴。

论“和谐社会”的基础以及政府的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理论热点和实践方向,这一伟大社会目标的提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的运用。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政府越来越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社会工程中,必然要求政府扮演积极主动的引导者角色。同时,由于服务型政府及其引导型职能的建设,也为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