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之历史沿革

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是边区政府在1942至1944年间为保障人民权利、完善审级制度而设立的三审终审机构。这一机构在发展中显露出的独立倾向、案件审理中因制度粗疏、人员配置不合理等因素而存在的阶级偏向与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与边区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以及切合实际的司法理念明显冲突,因而在1943年底至1944年初的司法检查中被撤销。这一段历史,是窥视今日中国特色的司法道路在源头上何以走上大众化之路的一个最佳视角。

中国近代审判制度研究的新探索——评《北洋政府时期的审判制度研究》

桂万先博士的《北洋政府时期的审判制度研究》一书既有深刻的理论性的探讨和宏观指导,又有着扎实、翔实的史料作为支撑。整部书详细梳理和描述了这一时期的审判制度发展和改革的整个动态过程,是值得研读的法史新作。

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的属性问题再检讨

以往学界将盟国在亚太地区所组织的对日战犯审判划分为两类——A级审判与BC级审判,认为A级审判即以A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BC级审判即以BC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国民政府所组织的10场审判应也当属于BC级审判。然而,回到历史现场,“BC级审判”之称实际不符合国民政府审判的实质。从管辖权的规定看,国民政府审判起初自成一派,不以类别区分所辖罪行,后来模仿东京审判,将ABC三类罪名全部纳入管辖权。这与BC级审判管辖BC类罪名的特质不符。从各地审判的实践看,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主要审理B类罪行,其次是A类罪行,而不曾审理C类罪行。揆诸实情后,可知国民政府审判不能被认为是BC级审判。“BC级审判”之称反映了后人对各国审判的复杂面相认知不清。相关含义和属性应再加检讨、申明。

民国时期甘南草山纠纷与地方政府之因应——以“北山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地处偏僻高寒之地的甘南藏族老百姓而言,草山是其唯一的生存资源,而甘南各部落之间又因草山向无明确界线以及草山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统一,使得各部落之间对草山的争夺几乎贯穿于甘南社会的各个时代,亦影响到牧民生活的各个角落。1940—1944年发生的“北山事件”不过是甘南各部落之间草山纠纷的一个历史缩影。与以往历届政府的羁縻政策略有不同,此次草山纠纷中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县政府则扮演着主导角色。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30年代夏河县治及卓尼设治局的设立,国家权力开始进入甘南的中心地带;二是20世纪40年代初保甲制度之推行,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展至甘南的各个部落,将代表国家权力符号的乡镇保甲机构设立于甘南的大小村庄,甘南藏族群众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威严,甘南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开始受到政府干预和法律约束。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

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三题——研究意义、新书简评、史料出版

本文讨论了有关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三个议题。一是研究意义。认为亚太地区BC级审判为不公正审判的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本文以战后国民政府审判取证的严格要求及日军侵华时对待中日两方宽严之间极不公正的事例,证明日本社会对BC级审判的认识完全是偏见。二是评价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认为该书的最主要贡献是将"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置于时、空、内涵都非常广阔的领域进行考察,而且博采与日本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展了对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的认识。三是简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认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集成》与其他各个机构所藏相关档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审判领导机构的专门档案,从完整性和唯一性上,可以说填补了国民政府审判档案的空白。

从国内法到国际法:国民政府处置日本高职级战犯的法律适用与历史意义

在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中,对高职级战犯罪责的追究被置于尤为重要的地位。为此,国民政府审判先后援用国内法《陆海空军刑法》中的纵兵殃民罪与国际刑法中的指挥官责任原则。随着审判依据在两者之间的转变,检方的检证目标从积极责任变为消极责任,法庭审判的关键也从判断指挥官是否具有“犯意”变为“推定”指挥官是否对暴行“知情”。这一转变使适用法律与日军暴行的特性更加切合,降低了检证难度,优化了审判程序。此外,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与各地法庭对指挥官责任原则的规定和使用,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国际刑法的认知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