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情感统合:政府推动乡村治理有效的运行逻辑——基于桂东南G市L屯乡村风貌提升案例的分析

取消农业税后,随着国家资源下乡和政府治理重心下移,政府主导乡村治理格局得到不断强化。政府不仅积极推动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还致力于提供各类公共品,以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然而,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农民集体响应不足的治理“悬浮”问题。为此,本文在制度治理与情感治理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制度与情感统合实现政府推动乡村治理有效的运行逻辑。概言之,政府制度治理创新促进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民小组并为农民集体响应乡村治理供给行动的规则与程序,基层干部在监督检查与考核的压力下运用情感治理策略唤醒农民集体情感,凝聚集体响应乡村治理的行动共识,最终实现农民依据行动的规则与程序响应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与情感统合既体现在农民集体响应的行动规则与行动共识结合上,也体现在基层干部个体行为上。最后,分析了制度与情感之间的张力,讨论了化解制度与情感张力的思路。

政府推动型城镇化与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

本文利用“撤县设区”改革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推动型城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即政府推动型城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来源于主动推动型“撤县设区”,而非被动实施型“撤县设区”;相比于在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以及隶属于县级以上的企业中,“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以及隶属于县级以下的企业中更强。机制检验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通过提升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而促进了创新。

政府推动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演化博弈策略研究

针对现阶段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缺乏重视再制造的问题,建立了政府与OEM发展再制造的演化博弈模型。结合再制造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分析了政府和OEM在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政府与OEM双方博弈的复制者动态方程并分析了双方决策的动态演化过程,通过数值仿真演示了参数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OEM是否选择再制造和再制造企业占比与政府激励力度有关,较高的再制造投资成本和(或)较低的再制造收益会阻碍OEM开展再制造,若OEM再制造吸引的产业链投资能够给政府带来较大规模的收益,地方政府将加大支持再制造的力度。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吗

文章基于"撤县设区"改革的政策实验,使用一种纯数据推动的合成控制评估思路,分析了政府推动型城市化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推动型城市化,在大多数地区发挥了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和援助作用,但是短期内未能带来人口的实质性城市化;(2)在影响渠道上,这一城市化进程增强了县域财政的收支能力,同时强化了辖区政府在公共服务事务上的支出,进而发挥着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在政府推动型高速城市化背景下,需要警惕假性城市化及延缓县域经济发展的双重隐患,过快或干预过多的城市化模式也可能会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竞争情报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政府推动下的政府、企业与中介三位一体互动与融合模式

本文概略地分析了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我国竞争情报开展情况良好地区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竞争情报的发展模式只能选择政府推动下的政府、企业与中介三位一体互动与融合模式,并提出这一发展模式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国家对外贸易竞争情报体系。

东部地区基本现代化的政府推动与制度安排

政府是推动国家和区域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我国东部地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由政府主导制度变迁与发展的江苏模式、以市场形成为主内生型发展的浙江模式、由政府推动大都市发展的上海模式以及制度与开放超前领先型发展的广东模式等。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在相互竞争、相互学习中出现一定的融合。现代化发展对经济转型升级、城镇化、生态文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元现代化导向不仅要求政府进一步强势推进现代化目标,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深层次调节作用,重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强政府+强市场"的发展动力机制。

市场驱动还是政府推动?——基于我国区域经济整合模式的视角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宗旨是合作共赢、互利互惠,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加强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依靠地区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当前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层次和程度,提出了推动我国区域经济整合的两种模式,即由下而上的市场驱动模式和由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模式,并对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环渤海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发展实践进行了评述。我国区域经济必须实现重新整合,这也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不仅决定了我国内部统一的大市场能否形成,而且决定了我国未来能否实现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市场选择与政府推动: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抉择

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着市场与政府两种价值的重大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必须构建政府推动型的职能模式,既发挥市场选择的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又通过政府推动更加有效地促进新的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发展,从而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需要。在构建政府推动型的职能模式的过程中,有必要坚持动态的适度政经分离的价值标准,保证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秩序和方向。

政府推动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困境的突破——基于政府、污染企业、保险公司间动态博弈的分析

在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的背景下,突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困境,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博弈论视角分析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实施,运用动态博弈分别建立政府与污染企业、污染企业与保险公司的双方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污染企业与保险公司三方参与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要突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困境,政府应尽快完善环境立法,严格执法力度,促进环境风险数据库建设,对投保企业和保险公司提供适当补贴。

政府推动型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研究

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实现林业规模经营、有效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文章在借鉴国际林业合作社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经验和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建设实践,提出了政府推动型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适合我国国情的观点。同时,界定了政府在推动农民林业合作社发展的法律保障、政策引导和社会服务职能。最后探讨了政府推动型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途径。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政府推动校企合作的启示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从政府推动开始,在立法、资金、约束机制等多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促进企业与学校积极联动,缩短了企业用人和学校育人之间的距离,从而成为＂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存在法律保障缺乏操作性、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校企合作缺失连接链等问题。德国职业教育中政府推动下的校企合作经验,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校企合作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政府推动、市场竞争与普惠金融发展——来自我国农村金融的实证分析

以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并以我国30个省(市、区)2008—2015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政府推动和市场竞争分别在不同城镇化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下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城镇化率和人均收入不高的区域,政府推动效果显著,而市场竞争在城镇化率较高、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有效。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地方经济按照城镇化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分组,进一步验证结论,政府推动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率较低的区域作用较明显,市场竞争的增加则有负向效果。最后提出要重视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差异,鼓励采取不同力度、不同导向的扶持政策建议,从而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政府推动型期货制度在新疆棉花产业中的应用

概括了新疆棉花的经济地位 ,分析了开展新疆棉花期货的条件和意义 ,提出了棉花期货工程的具体设想 。

政府推动型返乡创业能否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基于双重差分的经验评估

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19年间中国2495个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政府推动型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县,返乡创业试点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提升了约3个百分点,且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返乡创业试点的农民增收作用主要体现在中东部地区,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土地流转能够强化该增收效果。在作用机制上,返乡创业试点主要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带动非农就业和增进农民要素收入三种渠道推动农民收入增长。

政府推动与农村区域名牌发展战略

农村区域名牌战略是区域名牌战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发展对于提升农村经济的竞争力,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农村区域名牌战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而繁琐的工程,需要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企业、消费者的共同参与,而政府推动在农村区域名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功能齐全、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灵活高效的政府相关机制非常必要,这是农村区域名牌发展的基本保证。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政府推动模式”的几个问题

根据主导控制改革的主体不同,基础教育改革的模式分为政府推动模式、专家倡导模式和教师自觉模式三种。改革的政府推动模式是政府运用政策手段"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展开,处理得好,可以迅速、全面、有效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实现改革的目标;处理得不好,则会导致对理论和现实的全面性关照不够、相关参与人员对改革被动应对、行政指令对改革的规约过多过细等问题。运用基础教育改革的政府推动模式时,应该重视改革内容的现实性,强化政策制定的科学性,遵循政策实施的渐进性,明确政府权力的有限性。

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发展战略与政府推动

安徽省人民政府为将皖南地区打造成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决定设立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根据国内外经验,皖南示范区建设将经历启动期、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4个阶段,其主要动力源由启动期的政府号召型、形成期的政府推动型、发展期的混合型(政府推动与市场推动兼容),再升级到成熟期的市场主导型。皖南示范区在"十二五"属于形成期,安徽省政府必须充分发挥推动作用,实施政府主导战略、重点突破战略、国际化战略、文化优先战略、企业集团化战略,并在宏观管理层面与产业发展层面推行配套的政策与措施,如创新区域管理体制与机制,推动旅游一体化进程,制定支持旅游企业发展政策、项目扶持政策,多方筹措资金,支持基础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推动扶贫减贫政策分析

扶贫减贫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议题。以1982年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来国家出台的31份扶贫减贫重要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政策工具对我国扶贫减贫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政府推动下的大扶贫体系已趋于成熟。在扶贫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比较偏重于使用供给型和环境型的政策手段,对需求型的政策工具使用有所欠缺,潜力并没有充分释放。政府在后续的工作中应注重政策的科学搭配,创新工作思路,实现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政府推动与自组织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政府推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外在动力,自组织培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又隐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升基层政府能力的需要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现实之间、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以及农村自组织化的要求与自组织行政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改革乡村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以及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是走出上述困境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