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化道路模式 ,它是指一国的法治化运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启动和推进的 ,法治目标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 ,是“人为”建构的 ,法治化进程及其目标任务主要是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完成的。中国选择和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 ,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具有许多优点和长处 ,但在法治化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的危险。中国今后在法治实践中应着力思考和解决的两个问题是 :一是在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 ,长期保持“政府”强大推进动力的同时 ,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和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和民主化 ;二是在坚持“政府推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 ,必须大力发展和培植社会、民间法治资源 ,发挥社会。

从法治的价值内涵看政府推进型法治之路

当前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全国各界的共识 ,然而关于实现法治的途径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 ,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相反观点 ,即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和法治资源本土化模式。在此 ,本文主要以对法治自身内涵的分析为出发点 ,力图从法治内在的价值追求角度来探讨这一理论问题 ,并对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提出质疑。

中国赋税制度与宪政缺失原因分析——兼论我国“政府推进型”宪政制度模式的构建

一般而言，宪政包涵两项基本规则．即法治和有限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是构成前者的牢固基石，如果政府不受限制，法治就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害。宪政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国家。西方的宪政历史清楚地表明，赋税，尤其是直接税，在奠定现代立宪主义与塑造有限政府观念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此意义而言，宪政的成功与赋税制度的变革密不可分。

论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中的权力规范问题

在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中权力与法治存在深层矛盾,政府权力存在异化现象,规 范政府权力,主要从权力获得的法治化、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及权力监督的法治化等三方面 入手。

论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法活发展的道路之一。本文首先对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进行了概括；其次，分析了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原因；再次，分析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困境；最后，简析了走出困境的对策。

浅析政府推进型法治下的审判独立问题

选择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模式的中国，发展至今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尝试通过对该模式下中国司法审判独立性掣肘问题的原因分析，来对“政府推进型”法治进行司法层面的评价，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粗浅的建议。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模式。中国选择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它具有许多优长之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危险。中国今后的法治实践需要着力思考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及其监督“政府权力”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大力培植社会的和民间的法治资源，推动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

中国走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道路必要性研究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解决依赖何种力量推进我国法治进程,即法治发展途径的问题。法治国家道路的选择必须建立在本国的"本土资源"之上。综合考量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及现状,我国实现法治的途径必然走政府主导推动国家法治进程的道路,即政府推进型法治。

略论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国家推进与民众推进的合力推进模式

行为模式与行为目标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行为结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任何一个后法治国家启动法治时都必然存在关于法治的行为模式的选择问题。中国社会和中国法学家们也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各种主张。我以为中国的法治建设的模式,应当选择国家推进为外在动力。

关于我国区域法治几个问题的思考

区域法治是我国法治建设题中的应有之义,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法治发展而言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对其理论架构则应从区域的界定、区域法治的功能目标和核心内容三个角度进行。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沿着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模式深入开展区域法治建设相对具有更高的合理性,在其过程中会面临法治统一性与区域自主性之间、区域法治与统一市场建设之间以及官方法与非官方法之间的冲突,需予以协调。

我国区域法治的道路模式探析

随着区域科学的勃兴和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区域法治逐渐成为了依法治国论题中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其在推进法治建设深入发展任务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区域法治本身蕴涵着理论认识和实际问题解决之双重价值,同时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沿着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模式深入开展区域法治建设相对具有更高的合理性。

中国法治化路径及其内在悖论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走向了政府推进型的法治路径。在政府主导下,我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政府推进型法治路径存在内在的悖论,如权力无法约束、构建的法治意图与社会脱节、法治主体与意识缺失等。政府推进型法治路径的内在悖论的消解只能从政府之外的领域寻找力量,应培养市民社会的力量、形成多元利益格局、加强构建理性与社会演进的沟通,最终实现法治重心向社会的转移,回归社会演进的法治路径。

试论我国宪政文化的缺失及其构建

我国的宪政建设模式是政府推进型的,而不是源于自身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宪政意识发展的自然结果。这导致了中国宪政文化的缺失。我国的传统经济模式——小农经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性善论及义务本位法律观与宪政的核心价值是偏离的。要建设宪政国家,必须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宪政文化的经济基础;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构建宪政文化的政治基础;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构建宪政文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法治秩序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双重依赖

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势必影响法治建设的进程。法治秩序是多元的,在依赖国家及国家法的同时,应充分重视社会及民间规则对于法治秩序建构的积极作用。

中国法制现代化动因问题的理论反思

由于历史的必然,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中国走上了"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道路。但是在法制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政府推进型法治的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政治至上的国家观被助长,等等。针对这些潜在的危机,建立政府和社会之间有效的沟通和互动机制,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制约,破除政治至上的国家观势在必行。

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动力

法治是制约公共权力最有效的手段,这是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执政党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灾难的原因进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公共权力法治化的动因包括历史发展的潮流、执政党的倡导和政府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观念的变迁,但主要动力是党和政府的推动。单一的政府推进型法治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但政府推进型法治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视角考察法治在中国的实现

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旧中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法治建设必不可少。但是由于缺乏民主的基础和法治的土壤,中国只能走政府推进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