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和挤入效应——基于地区异质性的分析

基于三变量SVAR模型发现私人投资对全国和地区的生产性政府支出响应存在偏倚;实证研究发现:不仅制度、能源资源约束和经济因素与私人投资增长率的相关关系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由制度、能源资源约束和经济因素,生产性政府支出关于私人投资效应发挥的作用机制也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挤入效应组,经由财政分权、中央政府投资比重、一般公共预算中非税收入比重和经济发达水平,生产性政府支出都产生了减弱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生产性政府支出经由绿色发展和人均能源资源因素增强挤入效应;在挤出效应组,经由中央政府投资比重、财政透明度、绿色发展和经济发达水平,生产性政府支出缓解挤出效应,经由财政分权和所有制结构,生产性政府支出增强挤出效应。这意味着,应针对生产性政府支出挤入和挤出私人投资所在组对应的省份,采取差异化的制度调整优化措施。

政府支出的外部性和中国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视角

基于1978-2007年的中国宏观数据和VAR模型的研究发现一些经验事实:总产量、社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正向冲击反应为正。由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可能是解释这些经验事实的重要因素,于是,本文主要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对此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尝试将消费性和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分别引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构建模型、经济模拟,以解释中国总产量、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对政府支出冲击响应的经验事实。分析发现所构建的模型能较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特征。

政府支出的构成、宏观经济波动与社会福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

基于包含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NK-DSGE模型,本文对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并且对于消费具有"挤入效应";(2)相对而言,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对于私人消费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3)相对而言,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引起了最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冲击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则相对较小。由于我国政府偏好于生产性政府支出,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并且这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有利于降低政策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

地方融资平台演进的逻辑一个政府准生产函数的解释

政府支出不能简单地划分成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政府支出都具有生产性,只是不同的支出项目生产性作用直接与否、强弱不同而已。地方融资平台就是体现政府生产性作用的载体。本文根据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建立政府准生产函数。通过政府准生产函数在规模报酬递增、不变、递减三个阶段的演绎,可以解释地方融资平台演进的兴起、发展和转型三个阶段内在逻辑。

中国财政支出与估值效应:基于SVAR模型的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1998~2018年月度数据,利用SVAR模型研究了中国财政支出的膨胀与中国对外净资产估值效应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估值效应进行了Lane和Shambaugh(2010)的分解,基于估值效应内部结构将其分解为资产价格效应和汇率效应,重点检验了资产价格收益率的贸易渠道效应。文章得到三点结论:第一,不仅政府支出与估值效应存在J曲线效应,而且生产性政府的支出和估值效应也存在J曲线效应,但是其实际效果比非生产性政府要弱。第二,通过Lane和Shambaugh(2010)对估值效应的分解可以发现,资产价格收益率引致的估值效应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之间存在正向交互作用,导致中国估值效应常年为负,且累积估值效应也为负。第三,汇率市场化改革强化了政府支出与估值效应的J曲线效应,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净资产的估值效应为负的现状。

被遗忘的总供给:财政政策扩张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吗?

一般认为,财政政策扩张是引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本文通过将生产性政府支出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结合我国1998Q1—2013Q4的宏观季度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分别从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加以重新审视,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生产型财政政策扩张除了通过总需求直接导致通货膨胀之外,还能够从总供给侧对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产生抑制作用,且后者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程度密切相关。当生产性达到一定水平时,财政政策通过总供给所产生的影响将发挥主导作用,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下降;(2)贝叶斯估计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我国政府所实施的财政政策本身并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上述结论在不同的偏好形式、投资调整成本函数和劳动力市场设定下均十分稳健。此外,本文对消息冲击下的财政政策进行分析表明,提前释放有关财政政策的信号能够通过引导公众预期对稳定经济波动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

宏观税负、研发补贴与创新驱动的长期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及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愈发赢得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深刻认同。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创新驱动的熊彼特增长框架,将生产性政府支出和宏观税负水平引入质量阶梯模型。理论模型表明:宏观税负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作用,即如果宏观税负水平大于(小于)某个阈值时,宏观税负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提高)稳态经济增长率;同时,研发补贴率对稳态经济增长也存在倒U型作用。并且,最优研发财政补贴政策与税收政策相互依赖,要求政府综合把握政策组合的力度。给定现阶段研发补贴率与研发强度,中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不超过16.9%,总体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将使长期人均GDP实际增速提高0.17个百分点;若政府统一协调宏观税负水平和研发补贴率,该政策组合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和研发补贴率分别在12.4%-17.8%和41.5%-47.9%之间。因此,2018年以来的"减税降费"政策正合时宜。由理论模型的校准结果观之,目前我国的研发能力仍偏弱,随着国家基础科研实力和科研投入的提升,全社会的研发能力将得到有效提高,从而减税降费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越发显著,本文给出的结果可视为"减税降费"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