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促进抑或阻碍

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创新已然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创新的正向激励效应和负向挤出效应,然后基于2007—2017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政府支出规模的创新效应,意在探索有利于促进创新的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当前的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主要是由政府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对创新活动的正向激励效应所驱动。与此同时,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创新质量差异:在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和人均福利性支出更多的东部与中部地区,政府支出规模的正向激励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科学技术支出会同时促进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创新活动,而福利性支出只促进低质量的创新活动。

社会福利指数、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

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应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其最终目标。构建了政府支出与消费、社会福利之间的理论分析模型,利用优化控制理论与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了在最大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存在最优政府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安排,设计了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新指标,并以此指标为基础,利用中国1982年—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进行计量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各种单项支出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满足我国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应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优化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体系,即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以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性支出,以促进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制度根源

本文以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制度根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总体上加剧了我国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其中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社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支出分权总体上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省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收入分权则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性支出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但也强化了社会性支出比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政府支出规模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运用OP协方差法测算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统计数据,考量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当地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政府支出规模越大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越低,政府支出规模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

直接税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研究——基于1999—2019年省级面板的实证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公共部门改革,但地方政府规模依然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税收直接关系到财政收支,而税制结构是税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税制结构与政府支出规模具有紧密的关系。本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直接税占比)表征税制结构,以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作为政府支出规模的指标,研究发现:直接税占比越高,越能抑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通过更换变量度量指标、更换样本数据、缩短窗口期、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控制变量等方式进行充分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以上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一方面随着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上升,直接税占比对其影响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直接税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有显著影响,且在东部地区影响程度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直接税占比的上升通过减少财政幻觉,进而降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本文最后从提高自然人纳税比重、推进结构性减税等提高直接税比重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本文丰富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因素和税制结构影响效应研究,并对完善我国税制和降低政府支出规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及其控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走势,且近几年地方财政支出规模日益膨胀。公共项目支出结构,实际预算规模、预算的透明度精确性、政府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估、对预算的审计和监督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基于上述问题,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西方财政支出增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探讨中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一般影响因素和特殊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并就有效合理控制地方财政支出规模这个问题从合理界定中国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明确其支出责任;加快地方政府支出领域的配套改革,提高支出效率和调整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保证分类支出合理规模的实现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波动、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背后却隐藏着深层次矛盾,如产业结构不合理、粗放式增长等,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更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呈一定程度的下滑,说明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要求,须要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等精神是一致的。基于此,本文在相关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引入经济波动、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的干预等模型,利用我国27个省市区1979-2012年的数据,验证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验证结果表明这两者都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未来我国在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应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政府制度等方面着手。

政府支出规模、收入分配与房价

本文借助1998—201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并利用能够同时处理时间与空间数据信息的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支出规模、收入分配与房价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动态关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除政府支出规模与收入分配的互动关联不显著或为负外,其余变量均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中部地区除收入分配冲击对房价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余的动态关联不显著或者为负;西部地区除政府支出规模的冲击效应为负或不显著外,其余的互动关联基本呈微弱的正向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中介效应和政府支出规模调节效应的讨论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基于中国2000—2018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城镇化的中介作用和政府支出规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两个维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西部与东、中部之间,其对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不同,伴随该进程,将缩小西部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但又可能扩大东、中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新型城镇化在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收入分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且城镇信息化水平的中介影响最大。环境城镇化有助于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入分配正效应,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过快可能诱发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入分配负效应增大;政府支出规模正向调节效应有待加强。最后提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合理调控政府支出规模等政策建议。

税收分成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

本文致力于探究政府间税收分成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关系,以期从税收视角为缓解地方政府支出压力提供理论借鉴。本文通过使用我国大陆地区除西藏以外2000年~2018年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实证层面分析了省级政府税收分成率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同时还分析了增值税、营业税和一部分直接税的影响效果,除此之外,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分析,从而发现影响的地区性差异。研究结论发现税收分成的增加将促进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具体来看,增值税分成率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营业税、直接税分成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此外,税收分成对区域间的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具有差异性,于东部存在抑制性作用,于中西部存在促进性作用。

财政分权、政府组织结构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

本文构建一个最优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理论模型,探寻财政分权和政府组织结构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机理,并据此构建计量模型,利用1997—2005年间我国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纵向政府级次减少和辖区政府数量增加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撤乡并镇"改革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滞后负效应。财政支出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财政收入分权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财政收支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非对称性影响自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来以及在东部地区均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财政分权特别是财政收入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组织结构特点。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收敛

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就1985—2009年间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影响的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及空间相关性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农业支出比重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教科卫支出比重提高同样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并不显著,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提高则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同样并不显著,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跨时和跨地区差异。

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区域性差异——基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视角

政府支出的扩张究竟是挤出还是挤入消费,学界对此研究的结论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把政府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并把这两种政府支出引入生产函数,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两种效应: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政府支出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和最优结构,因此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规模以及政府消费率的关系曲线可能为U型。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从总体还是分地区来看,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均促进了居民消费;从总体来看,政府消费率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分地区分析则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具体地表现为东部地区政府消费率与居民消费关系为U型,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挤出效应,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存在差异所致。因为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对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所以需要合理确定消费性政府支出和生产性政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合理的政府支出结构才能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

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1996-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单一门槛特征,跨越特定开放门槛的地区,贸易开放的政府支出规模增加效应更强。随着贸易开放补偿效应的不断强化,未来可能导致政府支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改革中扩张的政府支出规模——假说检验与政策矫正

文章使用199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和FEOLS、SYS－GMM、LSDVC、IV、2SLS方法实证考察了我国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偏向，发现：（1）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有非线性影响；（2）“粘蝇纸效应”在长短期均显著存在，“瓦格纳法则”仅短期存在，“利维坦假说”仅长期存在。为此，文章从政府机构改革、转移支付、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和区域发展五个方面提出了纠正政府支出规模不良扩张偏向的政策建议。

政府最优支出规模与非对称的Armey曲线——以希腊政府支出为例

以希腊2000～2009年统计数据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支出规模存在着一个最优值。由于希腊2009年经济运行状态处于非对称Armey曲线的右侧,政府无法使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而只能采用供给学派的政策措施来摆脱低增长率和高赤字的困境。另外,Armey曲线是动态变化的,宏观决策者在预测方面遭遇样本末端问题。既然最优规模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那么避免政府债务危机爆发的最好措施就是不要长期滥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

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汉森(Hansen,1996,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以实际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并以拉姆(Ram,1986)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以及确定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emy曲线关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门槛效应,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为11.6%,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范围内,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规模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样本数为284个,小于最优规模且促进经济增长样本数为52个,这说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大多数时候是过分膨胀的,应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立法能抑制政府支出规模吗--来自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的证据

加强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法制化建设,抑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膨胀,是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背景下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重大问题。以1999-2017年各地区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通过立法强化地方人大预算监督能力能否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形成有效制约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能够显著抑制地方政府预算支出和决算支出规模,使预算支出和决算支出平均下降约8%,且其效应在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以后进一步强化;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对政府支出规模的抑制作用在财政分权程度更高或者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更强的地区更大;对机制的研究表明,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对削减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作用最为显著。因此,为发挥人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对政府支出规模的抑制作用,应扩大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权力和监督范围,加强对重点财政支出的监督力度,不断推进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法制化建设。

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支出能否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使用1987-2013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考虑政府支出规模的内生性后,2SLS估计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支出规模主要发挥了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因而减少了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变动对总量产出冲击较大,从而增加了经济波动。进一步控制了贸易开放、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冲击、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结果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方面,需要权衡政府支出规模与政府支出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