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联盟区块链的政府数据协同治理平台框架研究--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例

国家安全观背景下的政府数据协同治理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文献分析与现状调研结果,以协同理论为指导,采用联盟区块链技术构建政府数据协同治理平台,以期实现多主体和多源数据下政府数据治理的最大协同效应,保证政府数据治理各元素之间的共生、共享、共治以及政府数据的安全稳定。本文聚焦政府数据协同治理的困境,采用“技术框架搭建—平台模型构建—运行机理剖析”的研究范式,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为实际应用场景,阐释平台在政府数据协同治理中的价值。案例分析证明,该平台可实现政府数据治理主体和政府数据的协同,打破数据壁垒,提升数据安全性、可信度和可追溯性,明确数据协同治理过程中的数据标准、归属权等问题,为政府数据安全和政府数据价值增值提供平台支撑和技术保障。

用户参与政府开放数据隐私风险协同治理动力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

探究用户参与政府开放数据隐私风险协同治理的动力因素,能够为提升用户参与行为和协同治理效能提供实践参考。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理论和双因素理论,从外部环境引导力、平台因素推动力和用户主体内驱力3个方面探讨用户参与的动力因素,并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仿真分析。仿真结果表明,各动力因素对用户参与政府开放数据隐私风险协同治理行为意愿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隐私安全需要、协同治理政策和平台性能是各子系统中的关键动力因素,用户自身内驱力相较于环境引导力和平台推动力的整体影响程度更高。基于此,从隐私素养、治理政策、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中的“交互壁垒”与纾困路径探析--基于界面治理理论

本文通过引入界面治理这一新兴发展的理论,从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这两个角度对政府数据协同治理中出现的“交互壁垒”进行分析,并发现了以下问题:政府数据在纵向层面由于下级政府在数据交互中无法及时有效地从上级政府数据库中获取所需数据资料,跨部门协同治理逐渐陷入涣散、溃退的局面;在横向层面,数据公开、数据收集、数据储存、数据运用方面问题丛生,政府间由于绩效考核方面冲突不断形成部门林立且各自为政的问题,在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间合作意愿缺失,交互积极性较低,在缺少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会陷入“伪动”和“缓动”的情况。在外部环境中,政府、社会和市场间根本利益有明显的差异,社会这一治理主体在协同治理网络中处于边缘地带。基于此,本文提出对应纾困路径:优化内部结构,构建纵横交错的合作网络;开放外部环境,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数据治理网络。

数字社会建设背景下我国政府数据协同治理的路径研究

人民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我国政府的数据协同治理水平是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以数字中国战略为指导,探究数字社会建设下政府数据治理的运行和建设现状,根据其存在的不足提出提升的措施,增强政府数据协同治理能力,助力数字化社会发展和推进数字中国战略实施。在数字社会视角下,我国政府数字化协同治理应当从共享机制、多元协同以及政策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优化,提升我国政府数据协同治理水平。

数字政府治理中数据要素的跨部门共享与协同利用研究

随着数字政府治理的推进,数据作为数字政府治理的核心要素,其跨部门共享与协同利用面临着价值、技术、组织和法律等方面的困境。本文构建了包含共享与协同机制、数据共享技术平台以及数据管理体系在内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强调了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与管理。同时,提出加强政策引导与法规保障、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人才培养,以及建立长效评估与反馈机制等政策建议,以期推动数字政府治理中数据要素的跨部门共享与协同利用向更高水平发展。

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动力逻辑、模式选择与重构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变革与数据资源重要性急速提升,网络平台迅猛发展,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引致了多种政治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数据赋能的权力结构变迁中,市场权力向占有大量数据资源的平台流动,平台权力兴起。平台权力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的身份与权威,对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现行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和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主体与工具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回应数据主权视野下的治理诉求,亟需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化。应当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嵌入国家安全与主权权威的治理理念,以主权权能让渡为工具增强平台开展合法性自治的能力,同时培养以社会责任为引导的平台行为,兼顾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规制,搭建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与以平台权力为中心的平台规则的良性互动框架,追求主权安全、权责平衡、充满活力、制度正义的平台善治模式。表1。参考文献50。

面向数字政府建设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建构与实施路径

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病案数据共享复用成为掣肘医疗健康数据服务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瓶颈”,开展病案数据治理研究是应时之举。基于对现有研究及国内外病案数据开发利用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并总结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过程、治理要素为框架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并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加强病案数据资源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和一体化平台构建、制度管理和技术实现双管齐下等实施路径。面向数字政府建设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跨领域、跨专业的病案数据管理中心,构建医疗机构—病案数据管理中心—数字政府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实现不同机构、不同地区之间的病案数据整合、共享和复用,为完善民生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病案数据支撑,为数字政府建设赋能。

平台型政府:理论溯源、实践探索与创新进路——以上海城市数字治理“两张网”建设为例

伴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的深刻发展,平台型政府作为一种新的政府形态在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平台型政府的提出根植于丰富的理论基础,呈现出协同性、开放性、互动性和数字化等特点。在结构上,平台型政府由前台、中台和后台构成,分别对应需求的收集回应、供需匹配及信息集成供给等运行流程,以服务型、回应型、整体性、开放型政府为价值导向。上海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是平台型政府建设的生动实践,在理念、结构、流程等诸多方面与平台型政府的运作模式相契合。在实践中,平台型政府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供需错配、数字鸿沟、多头考核、部门间协同不畅等,需要进一步探索创新进路,推动理念重塑、体制机制优化、技术创新、结构流程耦合以及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提升。

以协同治理推动市场监管领域相关政府部门数据开放共享

实现市场监管领域相关政府部门数据开放共享是落实国家战略和适应数字经济监管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市场监管领域相关政府部门数据开放共享存在主体协同不够、客体保障不足、治理规范缺失等问题,导致服务市场主体和民营经济的监管职能受到掣肘。协同治理基于自身的联动性、整体性和有序性,能够精准匹配市场监管领域相关政府部门数据在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规范层面的需求,有效消除政府数据碎片化和公共治理有效性问题,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监管领域相关政府部门数据开放共享的治理范式。通过制定全国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规则,构建利益调处机制,加强顶层制度设计,能够充分催化政府数据的协同效应,有力推动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相关政府部门数据的开放共享。

京津冀政府数据治理协同路径研究

增强京津冀政府数据治理能力,既是顺应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趋势,也是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通过搜集整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有关政府数据治理的29份政策文件,运用NVivo11Plus质性分析工具对其进行编码,并与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进行映射分析。通过分析结果进一步梳理京津冀三地间的数据治理态势与特征,剖析京津冀政府大数据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提升京津冀政府数据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平台企业数据滥用行为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多主体演化博弈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在利用数据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存在数据滥用的问题。本文构建了涵盖平台企业、用户和政府在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究了平台企业数据滥用行为的治理机制,并通过MATLAB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平台企业滥用用户数据获得的额外规模报酬的增大对平台企业数据滥用行为的治理具有双重影响;(2)用户举报公正度对平台企业数据滥用行为的治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政府的奖惩机制对平台企业和用户具有相反的作用机理。本文对数据要素市场和平台治理研究有较好的理论贡献,并为平台企业数据滥用行为的治理提供实践参考,有助于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体系的设计与监管。

数据驱动下的数字政府建设:从购买服务走向合作治理

数字政府的建设如何实现整体开放和协同智能的最优配置已经成为我国各地的重要实践探索和理论推进。相较于传统物理空间内的公私合作,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多元协同更注重实现整体治理的目的,以促进数据在不同主体、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间的流通。本文通过研究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中不同阶段的合作主体、合作方式和合作关系,总结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多元主体建构和协同,形成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因素,释放数字红利,提升治理效能。

协同视域下地方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及组合路径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在协同目标、协同主体和协同过程维度下影响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的分析框架,考虑到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是一个非线性、多主体、多方面的过程,以我国27个省级政府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我国城市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形成存在3种组合路径,分别为以府际压力与公众需求为中心的“双核”驱动型、领导高位推动下的组织平台型和综合发展型。因此,需要进一步转变数据治理理念,加强组织建设和制度设计,构建开放协同生态环境,以发挥多元主体协同性,形成要素间联动机制效应。提出未来研究应探索更科学合适方法深入分析各因素间影响机制,结合实践案例深入分析各因素替代效应。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数据协同:政府协调机制构建与模式创新

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数据协同是提高治理成效的有益探索。其中,协同是前提,整合是关键,合作是基础。随着治理环境日渐复杂多变,公共危机治理陷入部门利益束缚、缺少跨部门协调机构、协同落实掣肘等现实困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数据协同,不仅能够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也能破除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形成公共危机处置应急合力。数据协同视角下,政府构建公共危机治理协调机制,既要建设公共危机跨部门数据协同治理平台,又要打破部门利益界限,还要坚持多元协同,不断增强公共危机处置合力。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

在大数据背景下,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京津冀三地政府应融合大数据,实现数据共享互通,彻底改变京津冀政府现有管理模式,打造以北京为核心、以天津作为支持、以河北作为承接的大数据一体化格局。依托大数据的应用,可以降低政府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节约政府投资,同时提升京津冀三地的资源利用率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推动协同治理 健全数据治理体系

传统治理手段难以应对愈发复杂多元的数据治理需求,进一步完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有利于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数据要素治理体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称“数据二十条”)印发,提出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四类深入推进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构建的重点任务。其中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强调了完善治理体系、保障安全发展,形成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法治与行业自治协同、国内与国际统筹的数据要素治理结构。

“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

条块分割的制度造成了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为破解此问题,可从数据连接、流程驱动和结构再造三个层次建构“政府即平台”方案,而这种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可能性仍值得探讨。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发现:凭借数字化手段,政府部门建立起无缝化、矩阵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从联动机制、要素结构和职能体系三个维度超越了中西方协同治理的传统经验和“政府即平台”的既有理论。就改革的预期而言,数字化功能的充分释放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权责厘定及资源配给的有效性为基础。并且随着实践深化,一种遵循治理现代化的本土逻辑,愈发强调集中统一的整体性建构,立足服务需求并兼顾改革成本的一体化制度设计将成为应然选择。

论大数据时代政府的治理创新

在万物皆可数据化的信息时代,大数据技术将成为政府治理成效最优的科学工具。大数据的“多中心、自组织、交互共享”等特征,契合政府治理多元化、扁平化、协作化等特性,形成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内在的价值关联。大数据文化成为治理主导文化,大数据思维渗入治理思路,革命性地推动政府从经验管理转向智慧决策,构造政府依法精准治理范式。大数据是治理现代化着力点,数据治理成为国家战略。大数据技术革命引发政府治理革命,构成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的内涵:从“人力管理”到“数据治理”,从“权力管理”到“协同治理”,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法治”,实现政府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保障人民权益。

技术与组织的互动:大数据监督在基层政府治理中的实践逻辑

近年来,大数据监督作为技术治理的一种新型治理工具,越来越被各级政府重视,但在实践中,技术植入政府治理的效果并不明显,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具有多种面向,大数据监督应用于基层政府治理技术与组织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大数据技术引入组织的过程同时是一个组织内部发生的复杂的微观政治过程,而这种微观政治过程恰恰决定着组织是否会采纳技术以及如何采纳技术。本文以Z县将大数据监督技术应用于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次上分析大数据监督技术在引入组织过程中组织内部发生的微观政治过程,探讨基层政府组织在决定是否采纳大数据监督技术以及如何采纳大数据监督技术时内部存在的张力与合力。本文发现,大数据监督技术的嵌入会对基层政府的监督结构、条块关系、治理机制产生深刻影响,为基层政府治理建立起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机制,形成精准化集中发现、科学化专业研判、统一化多部门协同、严密化有效监督的管理闭环,以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府数据流动:方式、实践困境与协同治理

政府数据只有在全社会各层面充分流动之后其价值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掘。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是当前我国制度确定的三种流动方式,在概念界定基础上从涉及主体及其关系、技术环境及其实现两个方面对三者的内涵进行辨析并分析它们在实践中各自面临的困境:政府数据共享的动力不足、协调成本高,政府数据开放有限、生态难以形成,政府数据授权运营尚未形成共识、探索承受压力,进一步剖析它们遭遇的共同困境是数据权属不清、层级之间相互掣肘和流动组织不成体系。针对未来发展,迫切需要落实制度协同、组织协同和功能协同,即协同确立政府数据权属为政府数据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以纵向协同联动横向协同为政府数据流动提供组织保障,协同推进三种流动方式确保政府数据流动成体系有区分。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一个政府数据确权思路,为后续开展政府数据确权研究提供了理论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