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金融市场发展中的政府替代

政府替代在东亚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对金融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东亚金融市场发展初期 ,大量的政府替代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的发育 ;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则与东亚金融市场政府替代的过快弱化有较大的关系。因此 ,东亚金融市场发展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在金融市场发展初期 ,大量的政府替代有益于市场的发展 ;在政府替代从强化向弱化的转变进程中 ,必须注意速度与方式的适度。

知识型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与政府替代

一、知识经济与知识型企业的一般概念 “知识经济”是指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对于自然资源通过知识、智力进行科学、合理、综合、集约的配置，主要不依赖与土地等已经短缺的自然资源的配置。在知识经济中，对智力资源（人才和知识）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稀缺资源（土地和石油）的占有更为重要。

政府替代选择的后果及其校正——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反思

国有企业在决定自身命运的改革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从来都是在扮演一种相对被动的角色和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是国有企业改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必须彻底根治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政府替代选择,给国有企业以自主改革的权利,让国有企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政府替代市场的条件和效应

配置资源是市场的固有功能,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使得政府干预成为一种必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是政府对市场的间接调控和直接替代。

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两种制度类型:一是受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并以“大市场+小政府”为特征的西方制度,二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并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中国制度。西方社会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党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集中制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体制根源。

征迁改造居民的“知情意”——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及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以人为核心、关注民情、尊重民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征迁改造的核心理念。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的多元理性认知对征迁改造意愿的影响,对于情绪在认知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仍缺乏解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发涵盖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3个维度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多维构念,以焦虑情绪为中介,建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政策支持意愿影响的“知-情-意”模型。通过对18个新型城镇化改造试点地区居民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发现: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支持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通过直接方式以及减弱焦虑情绪的间接方式正向影响支持意愿,且直接效应显著大于间接效应。将焦虑情绪这一重要中介因素纳入居民意愿形成的分析框架,从及时评估并缓解居民焦虑情绪、面向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征迁改造政策、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以及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避免群体性事件提供政策启示。

双重制度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悖论的新解与验证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基于双重视角,即企业外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政治关联和内部正式制度层面的股权激励,探讨其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适度的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即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会产生倒U型影响;(2)政治关联会负向调节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3)股权激励与政府补贴之间具有互补作用,不仅能抵消过度补贴可能带来的抑制效应,还能进一步增强补贴初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将两者的倒U型关系转变为正向线性关系。此外,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我国政府合理制定补贴政策,为企业科学使用政府补贴以促进研发活动提供有益启示。

政府扶持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政府采购的经验证据

政府采购作为政府在需求端的市场化扶持手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能够同时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区分订单特征发现,仅异地政府采购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上述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处于政府审计监督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法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如何通过政府扶持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对如何积极开展政企互动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政府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电子政务综合试点的拟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8年开展的电子政务综合试点政策为拟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探讨数字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电子政务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这一结论经识别检验、稳健性检验和PSM-DID估计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综合试点对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强于内陆地区,对城市群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强于非城市群地区。基于传递效应模型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政府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鼓励大众创业提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因此,应以电子政务综合试点为契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政府治理效能,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地方债务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分析

地方债务水平不仅关系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同时也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使用中国284个地级市2013—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了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企业创新和政府信用在该影响机制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对不同地区、不同财政自给率水平的城市以及不同类型债务结构来说,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以上结果在进行调整解释变量、变更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标准、门槛效应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笔者据此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思维,构建新型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政策建议。

基于扎根理论的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政府开放数据价值是数字经济情境下个体数据行为嬗变的反馈性标志。从政府开放数据使用者视角识别其价值要素,对于促进政府数据管理水平,提升数据交易常态化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方法/过程]利用会议、访谈与网络数据获取原始资料,结合扎根理论,构建“三维—多层”的数据价值影响因素模型,涵盖121个初始概念、30项范畴和9项主范畴,各领域受访者共33位。[结果/结论]个体感知数据价值影响因素主要涉及需求、进路、市场化三个维度,综合考察各项主范畴,针对数据价值的内在关联以及外部机制,可以提炼出直接、间接、跨层、双元4种关系结构。这个过程在理论上弥补了传统政务体系下政府开放数据与个体需求二元割裂之不足,延展了政府开放数据的价值使用行为与价值释放路径。

农户社会资本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45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等均显著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非农收入比例、家庭人口数量均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近郊型村庄和远郊型村庄促进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而边远型村庄显著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平原、山地、丘陵地形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丘陵地形作用最为显著;政府规制中激励型政府规制和约束型政府规制均在社会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充分利用农户社会网络加大政府规制政策的宣传力度,制定差异化的退出政策,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研究

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2—2021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出单门槛效应,其表现形式为门槛值左侧的促进作用小于门槛值右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根据产权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影响的单门槛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企业中。文章从“专精特新”视角研究政府补助的有效性,有助于引导政府更好地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绿色转型

依据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量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促进本地经济绿色转型作用显著,但会阻碍相邻地区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财政分权主要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合理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高财政分权程度会强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政府数字化治理对创新“提质增量”的协同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以2016—2021年396家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出发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赋能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作用机理,并采用多项式回归、响应面分析及块变量分析技术剖析其交互协同机制,明晰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多维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创新“增量”,不能促进创新“提质”;政府数字化治理能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2)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数字化治理存在交互协同效应,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并且在平衡状态下,二者处于双高水平时企业创新表现更好,在非平衡状态下,呈现政府数字化治理的“主导逻辑”。(3)政企之间的交互协同可以通过降低管理性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性来促进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为企业走出创新“轻质量、重数量”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政府部门落实数字经济政策和优化创新环境提供了新的参考。

政府数据开放到公共数据开放的嬗变

[目的/意义]分析政府数据开放到公共数据开放的嬗变有利于数据开放活动的健康发展,促进数据要素流通。[方法/过程]在梳理政府数据开放和公共数据开放两者关系基础上,从创新扩散理论出发分析嬗变的三维度表现及嬗变动力。[结果/结论]嬗变动力共有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下的9个关键驱动因素,并提出了6个嬗变的趋势。

政府补助在激励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中能否提供助力——以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为调节变量

如何推动“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是近年来我国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尝试引入锦标赛理论解释政府补助的激励机理,基于2011—2020年我国半导体及芯片行业上市企业数据,结合近年国家提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战略,以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为调节变量,实证研究政府补助对“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与“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产出间具有倒U型关系,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在政府补助与“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倒U型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卡脖子”技术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下开展高质量创新提供参考。

算法嵌入政府治理:逻辑、风险与规制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算法在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现阶段如何推进算法技术更有效地嵌入政府治理,在充分发挥技术效益的同时反制技术滥用,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目标是亟须关注的时代命题。从“技术—权力—规则”三个维度搭建研究算法嵌入政府治理的分析框架,探索算法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价值意蕴与运作逻辑。聚焦算法技术黑箱阻滞公共责任认定、算法权力削弱政府与民众自主性、算法规则偏好导致治理正义性减损等风险与挑战,提出在实践中要推进技术适度透明化以明晰责任关系链条、规范算法权力运作并坚持人本主义治理理念、明确算法规则决策限度以强化治理正义性等实践进路。

广义政府:对“党和国家”的一种理解

“国家治理”一词存在“country’s governance”“national governance”“state governance”等多种官方英文翻译方式。这些翻译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如疆域范围意义的国家治理、民族群体意义的国家治理以及公共权力意义的国家治理等。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应主要从公共权力体系与运行的角度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问题。实践中,常以“党和国家”这一概念指代公共权力意义的“国家”(state)。然而,并非所有的党组织都行使国家公共权力,因此,在理论上只能将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国家性质党组织带入“国家”,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性的“国家”概念,我们称之为“广义政府”。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讨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主要研究广义政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整体性的广义政府体制具有决策统一、协调能力强、便于打破科层束缚等独特优势,但也存在双重逻辑、多重价值之间的冲突取代等潜在风险。推进广义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合理配置政党逻辑和国家逻辑、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制约关系与协调关系等,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中效率价值、公平价值、廉洁价值等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