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治政府模式的内涵、特征与缺陷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模式可以归结为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模式。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又表现出一些明显的过程特征,包括在国情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法治规律,伴随着对行政职能的理性调整,并力图激活和引入体制内民主因素以提供外部制约力量,而具体的推动过程又依赖于行政系统中的压力型体制,法治主导地位的确立还表现为人治因素的渐进式淡出。这种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包括行政主义面临合法性质疑,法治执行力遭受官僚制壁垒,实际的法治绩效也难以衡量。

论积极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模式比较研究

积极政府是国家对经济采取积极干预姿态的政府。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 ,我们对两种政府观的历史回顾、欧美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政府发展趋势研究、新型工业国政府发展模式比较、变化中的政府作用和中国政府发展模式的探讨 。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模式

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我国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的指向就是服务型政府模式。本文在对我国传统政府管理模式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归纳了我国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表现,指出服务是政府职能构建的方向,分析了服务型政府职能构建的内在因素,并结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服务型政府模式的实现途径。

企业型政府模式诘难的诠释与评论

理论界对企业型政府模式的诘难,无论是对改革价值倾向的忧虑,还是对改革瑕疵的修正,都具有积极意义。但近乎吹毛求疵的攻讦和断章取义的曲解,对于政府改革理论的创新和行政学理论的发展,是有害而无益的。事实上,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改革经验可以相互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政府改革,而不是适宜不适宜的问题;管理主义只是工具,不需背负破坏行政伦理的罪名;让公民成为“顾客”是从抽象的政治民主向具体的行政民主发展的一种形象描述,并非恶贬;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公共行政规律可能有所不同,任何一种探索都是有价值的,应充分予以肯定。

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的转型——基于FDI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间招商引资竞争是经济建设型政府模式下的典型现象,但近年来我国的恶性招商引资竞争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因此有必要对招商引资竞争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和规范,并逐步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转型。通过1999—2009年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招商引资竞争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提出针对当前我国政府模式转型的相关对策建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模式与政府职能的宏观分析

本文从动态与静态两个视角 ,考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政府模式选取问题。动态分析主要考察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 ,简要归纳政府职能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不同定位 ,从中揭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是一种寻求恰当结合的战略选择 ,同时表明政府职能演变的哲学逻辑 ,即自由主义的否定之否定。静态分析主要从政府优势和政府缺陷两个方面 ,揭示政府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 ,主张建构一种超越传统“小政府”和“大政府”的高效率的“有限政府”模式。

在全球合作体系建构中探寻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及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所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共同聚集在了一起,并在全球化进程中转变为了全球性问题,人类因此陷入到了全球风险社会之中。当前,人类携手合作走出全球风险社会的最大阻碍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全球合作。而如果说合作是出于并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共生共在之需要的话,那么,在旧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之下生成的管理型政府所支持的竞争机制、利益谋划以及控制原则,显然是违背合作之目的的。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重建和治理变革中建构一种支持全球合作的全新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它不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管理型政府,而是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体系建构要求相一致的服务型政府。

论小政府模式及其中国化的渐进选择

小政府模式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发达的公民社会为运行基础。由于我国目前在理论和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在实践中的困境,小政府模式一时在中国失去了生命力。但作为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政府运行模式,其中国化的进程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妨采取渐进推进的方式,不断培育与其相适宜的运行环境,最终建设中国化的小政府模式。

从管理到服务:知识视野下的政府模式变革

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促进了知识的迅速增长和广泛应用,从而为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人们在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形成的制度体系迫使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与此同时,人们也按照这种科学精神去建构社会,并通过管理型政府去实现社会治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获取的成本变得极其低廉,知识的广泛共享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然而,在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下,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却陷入到越来越大的困惑当中。随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基于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性科学技术正在兴起,它们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交往和思维方式的冲击激发了人们对政府模式变革的强烈呼吁,并且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潜力和被滥用的可能性又要求我们必须对社会治理做出恰当规划,并积极建构起服务型政府这一全新的政府模式。

前瞻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模式选择

有效治理公共危机要求实现政府模式转型,建立前瞻型政府。前瞻型政府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民本政府,是坚持责任取向的责任政府,是崇尚为民服务的服务政府,是不断自我完善的创新政府。有效治理公共危机,构建前瞻型政府,必须培养政府及其官员的预见意识和前瞻能力,转变政府职能,整合政府机构,完善政府部门间的联动机制,健全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

理论界对企业型政府模式的诘难

企业型政府作为当下行政改革的一种模式,因其致力于顾客服务、降低成本、推进创新的价值追求,受到了实际工作部门的青睐。然而在理论界这一改革实践和主张却受到诸多诘难: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存在巨大差异,不能将企业管理理论移植于行政管理;以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行政改革的理论基础缺乏科学性、可靠性;管理主义技术属性的追求易于导致相应的伦理与责任问题;市场化取向下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崇拜导致行政价值的偏离;将公民称作顾客,降低了其应有的政治地位;改革的举措和手段背离了公共行政的基本规律,等等。以上观点存在这种或那样的偏见,应当认真加以辨析。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模式选择

现实的民生需求是政府模式选择的现实依据,经济增长的"生态失败"急需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着当下政府模式的转型。政府模式转型的方向取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追求。生态文明建设内在的要求在价值取向上实现生态理念与民生理念的融合统一,从行动上要促进生态民生化,从目标上要追求民生生态化,内在的要求构建生态民生型政府。生态民生型政府是追求多重价值维度的正义、融管理与服务为一体、追求多种政府模式目标的统一和融合、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内在要求的政府模式。

宪政架构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模式分析

中国是世界大国国家结构制度类型的例外。它采取多样性地方政府模式使单一制完成了联邦制的使命,维护了一个大国的统一和稳定。这些模式包括普通集权模式、民族自治模式、特区复合模式,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地方政府模式的特色,都是对中国面临问题的诊断和解答,依赖的变量包括历史情景和政治家的理性。他们具有发展的适应性、内容的兼容性、功能的多样性。面对世界政治分权化和经济一体化浪潮,我国要探索多样性模式共存共荣的多元和谐发展,同时克服不同地方政府模式差异性过大带来的潜在的国家整合危机。

政府模式变革: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及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陷入失灵的双重挑战,将人类拖进了危机频发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面前,人类没有任何机会让它耐心等待我们对它的适应,而必须主动作出变革响应,打破既有的竞争格局,建构起合作的话语体系,以期能够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开展合作行动。因而,当我们反思人类社会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时,我们看到,继续维系支持竞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并不能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而只有在全新的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种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才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期望,才是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强政府”模式与我国强政府模式构建

"强政府"是指在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及具有较高治理能力的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府能力的有效性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强政府"则成为各国的普遍诉求。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实现政府职能的科学再定位,而"强政府"模式则是我国政府的理性选择。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模式的重构

经济全球化时代给我国带来了很多冲击,势必对我国政府模式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从服务型政府、学习型政府以及法治型政府三个模式出发,指出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模式重构的态度取向,学习型政府是政府模式重构的方向选择,法治型政府是其内涵框架,并以此为线索,试图构建全球化时代我国政府的合理模式。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模式

当代中国经济的客观实际表明,政府处于经济发展的中枢地位。因此,创造一个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府环境极为重要。为此,政府要转变职能。把企业从政府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要彻底改变传统计划经济的政府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模式。

战略协同型政府模式的缘起、途径和特征

自从威尔逊创立美国的公共行政学以来,寻求适当的政府模式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主线,先后形成了政府模式研究的四种途径:环境特性的历史比较途径、规范性比较途径、DNA比较途径、问题解决手段比较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兴起,从战略途径审视政府模式成为一项有意义的研究议题。据此途径,可以从战略类型学的视角对政府模式进行划分,并分析战略协同型政府模式的基本特征。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模式变革要求

工业化进程不仅实现了人类从农业社会历史阶段迈入到工业社会历史阶段,而且也实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范式上的定型。通过考察这种科学范式所蕴含的分析研究方法和摹仿的研究目的,我们解开了与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内在逻辑。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社会的科学范式以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说这些挑战的时代背景是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需要在这种科学范式转换中打破既有的思维窠臼,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