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嵌入政府治理:逻辑、风险与规制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算法在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现阶段如何推进算法技术更有效地嵌入政府治理,在充分发挥技术效益的同时反制技术滥用,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目标是亟须关注的时代命题。从“技术—权力—规则”三个维度搭建研究算法嵌入政府治理的分析框架,探索算法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价值意蕴与运作逻辑。聚焦算法技术黑箱阻滞公共责任认定、算法权力削弱政府与民众自主性、算法规则偏好导致治理正义性减损等风险与挑战,提出在实践中要推进技术适度透明化以明晰责任关系链条、规范算法权力运作并坚持人本主义治理理念、明确算法规则决策限度以强化治理正义性等实践进路。

数字时代的地方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变革——“不完全发包”概念的引出

数字时代,地方金融、社会风险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自下而上迅猛发展的数字金融在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带来新型社会风险,对国家治理中的属地管理和垂直管理模式都带来挑战,推动着政府治理变革。面对新型风险与治理挑战,政府治理变革主要体现在央地协同、上下共治、平台治理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意味着条块关系、层级关系和政企关系的新变化。这种数字时代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总体上具有“不完全发包”的特征,亟待深入研究。

从机构改革到界面整合: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

对治理界面的整合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策略,为行政组织的变革提供新的方案成为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以河长制为例,分析了界面整合的操作逻辑,揭示了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河长制通过从完成任务到解决问题、从各管一块到集中对象、从分散权力到集中权力、从模糊责任到清晰责任等实践,实现了界面治理问题、对象、责任和权力的整合,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界面整合与机构改革在驱动因素、核心目标和激励强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是对行政组织运行机制的理顺与调适,是对科层制的突破而非超越。

治理环境再造:理解技术化背景下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一个视角

近年来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技术应用不断深入,其实践效果通常是以一体多面、整体局部差异明显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技术治理的内在变化与政府治理逻辑的根本性变革均引人关注。从中观层面看,技术使政府治理向形式简化、责任共担、监管渗透等方向转变,并导致超越传统科层制的制度控制、条块权力调整的结构重塑、合法性转移的价值置换等结果。基层政府所处的治理环境由此发生了全面的颠覆与革新,正面临着灵活性受限、自主性下降、正当性模糊等困境。技术改革的积极推进应适当考虑基层政府的技术适配性,通过对一线治理主体赋能来加强和引导技术治理,从而实现持续性基层善治。

“第三波浪潮”中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基于数字时代治理“第三波浪潮”理论对南平市的数字政府治理实践展开分析能够发现,南平市数字政府治理已取得明显实绩但面临一些问题:服务渠道和服务方式较少;尚未有效满足个性化诉求;某些服务内容、相关信息未能及时更新。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存在问题主要归因于某些地方政府的顶层设计科学性不足;相关人员的理念陈旧;多元参与不足。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设将进一步优化,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主要有优化顶层设计;革新相关人员的理念;强化多元参与。

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有效性:来自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有效性是对治理能力予以定量识别的重要参考。本文基于2003—2021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进一步将政府治理有效性细分为经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治理有效性发现,数字技术既能够通过要素流动机制让企业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和重资产比重降低,提升经济治理有效性,也能通过政治参与机制增强民众政治效能感和政府信息处理水平,帮助政府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在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市、适度数字人才集聚度城市、超特大城市、副省级以上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和财政透明度高的城市中,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更强。同时,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在东部沿海、黄河中游等人口密集地区显著为正,在西北地区显著为负。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本地数字技术发展也能促进相邻城市政府治理有效性提升。对此,政府应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加强民众数字素养教育,制定全国性的数字治理发展规划,构建地区间协同互通的数字政务体系。

数智化转型视域下省级政府治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建设数字政府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文章采用数据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运用31省市自治区的基础数据进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数智化建设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并且对于经济基础欠发达的地区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紧急行政:非常状态下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现代社会已然成为公共危机高发的风险社会,对突发公共危机的高效处置是现代政府的法定职责。作为专务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公共行政模式,紧急行政是在特定的突发事件出现之时,有权机关展开识别和研判,并决定进行社会情境切换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别的应对策略和治理手段。紧急行政涉及情境、制度和行动三个方面基本要素,即突发公共危机诱发了社会情境切换制度的运行,从而进入异于日常状态的、兼具事实性和规范性的非常状态,围绕紧急行政开展的公共行动也由此获得了出场的合法性。相比于日常状态下的公共行政,非常状态下的紧急行政的特殊之处在于任务的综合性、权力的优益性以及效力的时空性。基于此,应从情境转换机制、制度衔接机制以及行动协同机制等方面搭建和完善紧急行政的运行框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府治理对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治理农村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宅基地扩张现象,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共同富裕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南省1316户农户样本数据,结合OLS模型和中介模型研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在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农户信息获取能力负向调节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之间的关系。因此,地方政府应提升治理能力、协调好农户住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引导集中居住等,改善农户宅基地不断扩张的现象。

住宅小区“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范畴与实现机制——以小区公共事务为对象

廓清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在住宅小区中的权责边界,是实现政府与居民各司其职、合作共治和构建社区多元治理体系的前提。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共同范畴为住宅小区公共事务,且分别指向小区公序性公共事务和小区生活性公共事务。在生活性公共事务治理上,居民以邻里组织和规约的社会整合实现自治。在公序性公共事务治理上,政府以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调解回应社区居民的公共品配置、公共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等需求,应对社会失灵和市场失灵引发的失序。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范畴维度与实现机制的明晰,有利于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审计监督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构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审计监督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核心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资源治理能力和工具治理能力呈现正向作用。审计监督的揭示和纠偏功能可以有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驱动作用,但审计揭示功能对协同治理能力的作用不明显。长三角地区应当重视发挥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关键作用,同时注重审计监督的激励约束功能。

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科技创新视角

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的建设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一体化进程中的“两翼”,研究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与机制意义重大。本文以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影响效应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鉴于此,应通过支持科技创新、加快数字经济的建设、加强数字领域的法制建设以及培养全员的数字素养等措施来切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从技术应用到自动行政:政府治理的技术想象及其脉络

建立高度理性化的政府行政体系是现代国家的普遍追求。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平台驱动的自动行政成为政府治理变革的趋势。文章以数字平台为何能驱动政府自动行政这一问题为主线,梳理了从技术应用到自动行政的相关文献,从而为充分理解并发挥数字平台在政府治理转型中的作用提供参考。文章按照时间和理论的脉络,将已有研究梳理为三条主线:技术赋能与政府治理转型、数字平台的应用领域及其效果和数字平台应用与政府自动行政,系统梳理了数字平台进入政府治理的背景、过程和原因,比较和分析了数字平台驱动政府自动行政的四种形态,分别是作为辅助决策工具、作为中央集中控制、作为政社互动平台和作为回应复杂问题的数字平台。未来,针对数字平台驱动政府自动行政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拓展研究空间,包括:数字平台的技术属性如何与政府组织的科层属性互动衔接机制;数字平台在政府常规问题中的自动行政内容和过程;数字平台驱动政府自动行政的内在逻辑。

政府治理视阈下我国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研究

现阶段,我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发展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新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持。传统的营商环境已经不能满足高速发展数字经济的要求,优化我国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是社会各界特别是我国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环境涵义的基础上,指出了政府治理视阈下我国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探索构建数字经济背景下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以企业为中心的数字经济政策服务模式创新、构建支撑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模式下的统一数字化治理平台等方面进行重点建设,从而打造全新的数字经济新型营商环境。

技术治理与政府治理现代化

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进程中,新技术的引入、赋能与适用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工具抓手或进阶路径。近年来,数智化技术的飞速发展驱动各层级政府在不同治理领域开展了丰富的新技术应用实践。在对这些宝贵实践的多角度剖析中,对技术治理功能及赋能路径的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无疑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形成知识贡献的重要方向。本期“技术治理”专题的四篇文章恰是围绕“何谓技术治理”“如何理解政府治理中的技术治理”这两个核心问题展现的不同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图景,这既为应对当下政府治理技术变革提供了理论工具,也对未来推动政策智能的萌芽与发展有所裨益。

复杂性化约: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解释

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在催生社会复杂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对政府治理传统构成挑战。复杂性化约是卢曼系统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治理适应社会变革,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区别于简约治理的权威化约机制以及科层治理的制度化约机制,A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围绕化解地方矛盾这一核心功能,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以事为中心”的治理场境建构,发挥数字技术在时间和空间层面化约复杂性的优势,体现了以“功能—结构”逻辑重组政府治理结构的努力,构成政府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新方向,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具有启示意义。

预算绩效管理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内在逻辑与提升路径

预算绩效管理是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必由之路,更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笔者以政府治理能力的内涵为切入点,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探讨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影响政府治理能力的内在逻辑,论证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所取得的预期成效,提出了“双动力”“内外力”和“三方面”三条路径来提高政府经济、政治和社会民生治理能力,为我国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指引,助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政府治理行为对景迈山古茶林村落景观演变的影响

选择云南景迈山古茶林糯干傣族村寨为古茶林村落景观研究地,采用访谈法和观察法相结合,分析村落景观的演变历程。结果表明:糯干古茶林村落景观演变可分为变化基础期、稳定发展期、急剧变化期、现代同化期及恢复保护期等5个阶段;政府治理与景观演变具有密切关系,对村落生产、生态景观演变和村落整体景观蜕变都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治理强度及治理策略变化,会在古茶林村落景观的潜变、突变及蜕变演化时表现出不同特征。

以人民为中心的黑龙江省政府治理优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地方政府执政为民能力和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势在必行。黑龙江省地方政府目前公共财政支出逐步扩大、政府保障民生效果显著、政务公开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尚未落实到实处、“紧紧依靠人民”的治理方法有待完善、“不断造福人民”的治理体系尚有欠缺、“牢牢根植人民”的治理手段存在阻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以“坚持人民至上”价值观为引领,创新治理理念、围绕“紧紧依靠人民”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健全“不断造福人民”的治理协同体系、建立“牢牢根植人民”的干部队伍,是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黑龙江省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路径优化的重要途径。

政府治理领域算法应用空间与限度的比例原则审查

算法的应用对政府治理的方式、效能、组织结构、潜在风险等产生了全方位、变革性、持续性影响.在相关法律规制制度滞后或空白的背景下,将比例原则作为应对算法嵌入政府治理风险的指导性原则具有积极意义:其一,比例原则调整范围的扩展趋势和算法嵌入政府治理改革引发的权利防御对象泛化趋势具有耦合性.其二,可以弥补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时期相关法律规则滞后或缺失的困境.其三,能够为不同法律原则的位阶排序和冲突解决提供权衡标准.比例原则所包含的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三个子原则为明确政府治理领域算法应用的空间与限度提供了有效抓手.以浮动的比例原则为基础而架构的监管制度更具包容性、适应性,有助于应对算法嵌入政府治理进程中的利益变动与重新平衡问题.通过场景化、程序化、模型化的方式能够有效提升比例原则适用和浮动的安定性和可预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