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结构变革及法治回应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政府治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顺应"互联网+"时代潮流,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推动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升级,打造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和效能政府,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回应"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结构变革,需要发挥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将政府治理结构变革纳入法治轨道,依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组织结构优化、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职能定位、组织结构及治理模式的法治化,以法治化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从政府治理结构看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要在科学发展观引导下符合逻辑地设计出科学的政绩观,把在军事斗争时期有效使用的官员层级结构(各级政府)的纵向委托——代理关系改造为真正快速和有效代表民意的横向委托——代理关系,这是政府的最大化目标与民众的福利效用目标函数趋同的基础条件。要设计出代理人“剩余索取机制”。以意识形态的学习和教育过程与治理结构互动,进而追求在经济人范式基础上的激励——约束与个人效用函数中利他主义和自我约束的结合,这是除了法律之外有效防止“政府俘获”、寻租腐败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增强政府行政和决策程序信息流动性、提高透明度对“良政治理”、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影响。

公共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公共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社区、国际组织纷纷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也为资产阶级提供公共产品。而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组织和公有制经济部门才是政府部门之外的最主要的公共经济主体。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了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实现政企分开,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建制地从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

阳光财政与政府诚信:重塑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重要线索

当前中国政府财政运作规范化不足的主要表现是 :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不足 ;财政体制的稳定性较差 ;税收政策调整过于频繁 ;地方政府政策缺乏必要的延续性。通过对广东“阳光财政”改革的考察可以发现 ,广东的经验为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重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诚信政府的建立可以采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演化轨迹 ;需要强调立法监督机构在“阳光财政”进程中的作用 ;在地方政府层面上要以推行“三步曲”

甘肃省民族自治地区政府治理结构优化的效应分析——以甘南州和临夏州为例

作为中国的欠发展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多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且发展乏力、民族众多且人口因素复杂、文化多样且缺乏合力等特点,这给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治理带来很大挑战。当前,随着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区政府治理结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甘肃省民族自治地区政府治理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中政府治理结构优化是重要推手,甘肃省民族自治地区政府结构治理优化,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公共服务、民族稳定与民族融合。

构建“橄榄型”基层政府治理结构——江苏省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江苏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精神，全面启动4个国家级、16个省级试点镇的改革工作。试点呈现如下特点：通过赋予试点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增强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通过构建精干高效的基层政府架构，优化了机构编制资源配置；通过开展集中行政审批，促进了创业创新便利化、民生服务便利化；通过实行综合行政执法，有效地解决了“看得见管不着”、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执法扰民和基层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通过强化监管服务，实现审批、监管和执法信息实时交互、无缝对接，推进事中、事后监管。

明确了政府治理结构的方向

十七大报告指出了目前行政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实质。一般来说，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务和责任并不困难。难的是由于行政管理体系思路的不清，导致机构设置混乱，结果致使各级政府的事务和责任不清。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

本文基于我国2000-2005年间县级面板数据，从财政自给能力角度出发，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在促进我国县级财政解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收支分权在县级财政解困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财政支出分权水平提高则会显著加剧县级财政困难程度。2002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以来，财政收支分权的不对称性作用明显减弱。另外，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撤乡并镇改革和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和改善财政状况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其中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反而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已经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多年的经验表明,切实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为此,就需要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难以转变的根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和锁定,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以深化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为前提。

会计制度变迁与政府治理结构

本文试图通过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范式来搭建政府治理结构理论框架,并以此框架来阐释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会计制度变迁行为。会计制度变迁行为背后的逻辑关系是政府财政部门为了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完善政府治理结构,明晰利益相关各方的产权关系而做的努力。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作为一种政府治理工具或手段,其经济后果是降低了政府的监管成本以及节约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政府与高校治理结构变迁的发展逻辑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考察我国政府与高校治理结构变迁的历史,能够为分析其制度发展逻辑提供新的视角。1949年以来,政府与高校治理结构变迁历经以国家控制、行政主导和法人化为特征的三个阶段,研究认为影响政府与高校治理结构变迁的深层结构包括经济体制变迁、政治体制变革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政府与高校治理结构变迁表现出强劲的路径依赖色彩,但政府、高校和社会多元主体的权力博弈,以及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改革张力推进了制度变迁。新时代我国政府与高校治理结构的变革需要落实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政策;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借助负面清单模式,明确行为主体的权责边界;遵循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式变迁模式。

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困境——基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视角

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公共服务受益范围、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求、受经济发展水平和预算的限制、需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意、政府不是基本公共服务唯一的提供者五个方面,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范围和外延进行了诠释。本文作者认为,县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属于农村公共服务的范畴,当前民生类和生产类基本公共服务是县级政府提供的重点。但是,表现为县级政府职能错位;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责任与权力的不匹配;事权、财权与财力不匹配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影响到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因此,需要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

纵向政府间行政治理结构改革与企业绩效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提升企业绩效是当前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的政策和策略性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本文基于2003年开始的扩权强县改革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纵向政府间行政治理结构改革在促进企业绩效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与非扩权县相比,扩权县企业的产出平均提高了约11%,销售利润率和总资产利润率分别提高了5.4%和13.66%。机制分析表明,改革深刻改变了扩权县的激励约束机制:扩权县出于经济增长的激励在供给端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障碍和生产经营成本。在需求端扩大了财政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创造了更大的市场需求。

公共经济主体多元化与政府现代化治理改革探究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发展并宣传新自由主义和公共经济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治理结构也开始向市场发展转型,从而导致在公共经济经营发展过程中,除了政府部门外,还增加了国际性组织、社会性团体、私人企业等经营主体,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共经济依然是资产阶级主导的经济,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将人民群众和劳动者阶级的利益真正作为公共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追求。因此,在我国政府现代化治理改革过程中,应该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更多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公共经济的作用。

县域政府治理的变革之道

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趋势下，县域政府治理亟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建立现代化政府治理结构和体制机制。推动县域政府治理变革，重点在于简政放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约束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权力，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县域经济的多样发展和持续繁荣。

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必要性和发展思路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数据量呈爆炸式增长,海量数据蕴藏的衍生价值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异常复杂、边界不断延伸、主体分工模糊,改变了政府治理结构与治理逻辑。对基层政府而言,期望在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数据治理理念引领下,以政府数据治理总体框架的顶层设计为指导,通过有效的数据治理,使体量巨大、多元、异构、分散的政府数据能够更好地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支撑。

我国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原因与对策

中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以来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基本需要。其原因主要不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太低,而是政府治理结构不完善和各级政府教育经费负担责任划分不合理。规范财政收支,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创新政府教育经费负担制度,是提高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的必要条件。

政府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政府起源于一系列有形或无形契约的签订。在这一契约网络中,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其委托代理链条可以描述为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因为政治代理问题的广泛存在,所以需要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协调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之间的关系,这套制度安排就是政府治理结构。然而,政府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解决政治代理问题,这就迫使人们对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作出合理的选择。

基于长期历史变迁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大国,其国家治理之道需要从长期历史变迁中寻找启迪。重点考察中国制度变迁的强资源约束条件、成功社会变革的时间跨度、政府治理中心与经济重心的长期背离、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长程演化趋势等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命题基础上,提出稳定社会变革预期、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审慎推进"省管县"改革等政策建议。

以公共财政改革为切入点,推进新一轮政府改革

公共财政改革直面政府改革的基本问题,本身具有直接效应、牵动效应明显,操作难度低等优点,因而是政府改革的理想切入点。新一轮政府改革应梯次推进,以公共财政改革为切入点,推动政府职能调整,进而带动政府治理结构改革,最终完成政府现代化的改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