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环保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②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③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